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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边缘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现在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限制的放开,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农业的枷锁,并且自土地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第一个宣布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包括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中国农业成功地完成了去集体化。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来的工作重心——重新振兴国营企业的改革计划——却没有顺利实现。改革的初衷是给国营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允许企业留有一部分收益自由支配,从而提高管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企业本身必须同主管部门协商他们所得的权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润。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规律。这导致很多高收益的企业将大部分收益交给了国家,而亏损的企业却持续接受政府的补贴。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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