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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追求王强

  序一  追求王强  

  沈昌文

  王强是英语专家,才情出众;提到所谓“追求”,大家一看,所指为何,心知肚明。不过由我这衰老不堪的老头说出来,却还应另有别解。对我来说,算是早已通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生发油买来买去”六十多年前已说得滚瓜烂熟。今天虽然洋泾浜英语已经没用,但年龄既老,也不用再去投师学艺,耗费精神来记生词、熟语,去学会什么牛津英语。“才情出众”对老汉来说,只是觉得孺子可教而已,难道还要去追求?

  但是我确实追求过他,朝思暮想,穷追不舍。那只是因为他读书多、见识广的缘故。

  大约十几年前,我已退休林下,但贼心不死,整天盯住国内外书市,看看有什么可注意的书。这时看到署名王强的书评文字,讲到一些海外奇书,为我见所未见,不禁大喜。大家知道,鄙人承乏改革开放后的北京三联书店的“第一把手”,没有什么招数,但又不甘心萧规曹随。事实上,萧规曹随也做不到。三联书店的精神领袖是邹韬奋先生,他的出版理念是反抗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这我如何能做到?无奈之下,想到翻译出版外国旧书。为什么不出新书?这中间有技术问题,也有国情问题。技术问题,指的是新书要买版权,我的“生发油买来买去”式的外语怎么能办得到?国情问题,是指外国当代的理论太先进,未必适合中国国情。我看过一些“邮政局派”的著作,晕头转向,不知所云(“邮政局派”是指post-,以我的英语,当年只知其为邮局,而不明另有所指)。于是,一头扎进房龙(Hendrik van Loon)那里,把他的书一本本找来,找人翻译出版,居然部部能销。特别是《宽容》,初印就是15万册。那时“文革”刚结束,大家向往宽容。胡适先生的容忍论当年还不许说,只能让房龙称霸了(这书近年来大陆至少又出了十来个译本,奥妙在何,我就说不清了)。

  外国老书,除了房龙,还有美国人富兰克林、德国人洛克尔、奥地利人茨威格、法国人莫洛亚、英国人吉朋和霭理士等等。找来找去,直到看到王强著文介绍一本洋书叫《书之爱》,我更加恍然大悟:世界真有高人,连这样的书也能发掘出来!过后未久,又见此公介绍所谓“负面乌托邦”三部名著。这时我对王强实在是爱之已极,千方百计打听此公现在何方。据说他是北大出身的,这就不难,因为北大西语系熟人太多。三找两找,这位先生终于为我追求到手,有了见面和通信的可能。

  这以后,我表面上是王强的“长者”,实际上只是他的“粉丝”。他谈论书的文字,我篇篇精研。退休以后,常去国外探亲,更有机会实践他的主张——亲自去旧书店踏勘。当然我的“生发油买来买去”式英语,没法学王强老师的样在欧美自由旅行,闲逛书店。但纽约的书店,特别是图书馆,终于成了我的常去之地。由于身上美金不足,图书馆更成了我的“新欢”。纽约公共图书馆号称要把自己办成“知识大学”和“人民大学”。我一直以为这两个词只有在我们这里才当得起,现在发现居然“蛮夷之邦”做得比我们还好。我这外国人,一次就能借十五本书。除了英文旧书外,我特别中意的是在那里见到许多俄文旧书,在十月革命前出的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后来国内印出来的《欧洲风化史》三卷,以及别的收在“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书,都是那时的收获。在美国找俄文旧书,算是我在王强的观念引领之下自己的一个小小发明吧。至于《书之爱》,找来找去没找到,想斗胆向王强去借,不料某天在哥大图书馆发现有这本书。我希望得到一个复印件,人家居然没问我要单位介绍信,就给我了。以后请萧瑗女士帮忙,我们才见到了中译本。

  在知道王强之前,我找外文旧书得施咸荣兄帮助甚多。他去美国,每次都要设法带许多旧书回来送我(现在那些书都在,想捐给我所在单位的资料库,居然无人领情收下)。读了王文,我知道了自己在国外找书的门径,就更加自由了。

  我现在是老得连去美国旅行的“时差”都视为畏途了,许多年没去那里。要学到王强的全部本领,这辈子已无可能。所以,只是希望王强多写一些,让我这个老“粉丝”还能纸上谈兵,不至于仅仅徒呼负负!

  本文作者为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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