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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之内,我在校园里呆着的情感依托和身份依托相继被抽走,我摔得很惨。我的社团被校团委随手解散了,大家小聚了一次,算是了结,也算是向我告别。人来的比我预想的还少。朋友们坐在一起,除了以长吁短叹来安慰我,没有其他办法。

  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地晃悠,到处有人对着我的背影指指戳戳。回到宿舍,楼长堵在门口等着收取我的宿舍钥匙。我不得不离开这个抛弃了我的地方,但我必须在北京生存下来。

  走出校园之后,我又想起曾在三角地看到一张招聘律师助理的广告。又折回去找。广告还在,但上面剪成小条的电话号码已经被撕光,幸亏广告正文里有地址。我把地址抄下来,在学校门口买了一张北京旅游地图,在上面查到了那个地址的位置,以及公共汽车的走法。在开往三元桥的302路汽车上,我看着我的大学在车轮后面离我越来越远,泪水不住地顺着脸颊和下巴砸到胸脯上。汽车晃晃悠悠开出中关村,拐上了北三环。我眼前一片水雾,什么都没有看见。

  律师事务所位于一栋办公楼的十六层。我还不知道写字楼这样的说法,从今天开始,我像一个远未足月来到世上的早产儿,要加速适应这个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种事物的称谓。

  出了电梯,走过一个到处都是灯光的走廊,我看到了律师事务所的前台。在处处散发着柔和大理石光芒的写字楼走廊里,我只觉得自己从头发到球鞋都带着太多土了。走到前台,与坐在台子后面的女孩子四目相对,我觉得口干得厉害,开口说话都有难度。我说我来应聘律师助理。

  “通知你几点来的?”前台秘书随口问道。

  “没有通知,我自己来的。”我只能实话实说。

  秘书拨打了几个电话,似乎要找的人都不在。我正在不知所措,几欲逃走,她似乎善心大发,对我说,“你跟我来”。

  我跟在她的后面,左拐右拐,进入一个会议室。秘书穿着紧绷绷的裙子,下摆到膝盖处,裙子下面是透明的丝袜和高跟鞋。我一边跟着走,一边前后左右观察,感觉这里和大学校园处于不同的地球上。秘书让我坐在这里等,也许会有机会和“宁律师”见个面。她还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规规矩矩坐在椅子上,研究完了会议室里的陈设和墙上的所有抽象画。坐了很久没人理我,我试着在转椅上换换方向,突然发现我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窗。刚才走进来时因为一路低头盯着秘书的屁股,过于紧张,以致我居然没有发现这面相当于会议室一面墙壁的落地窗。透过窗户,我看到三环路的两侧川流不息的车流,三环内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都在深秋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感觉新鲜。我感觉到自己被学校抛弃的伤口在这样全新的环境下正在迅速钝化。

  突然会议室门一响,进来一位穿着棕色皮夹克的高个子男人。他定睛看了看我,挥挥手说:“来,你跟我过来得了。”

  我连忙站起来跟着他,又是拐弯抹角地走过很多人办公的位子,没有人抬头看我。我跟着棕皮夹克来到他的独立办公间。办公间的门上赫然挂着他的名字。

  棕皮夹克一屁股坐在老板台后面的转椅上,随即把脚翘起来搁到他面前的办公桌上,脚底直接冲着我。他点上一根烟,长长吸了一口又徐徐吐了出来。这人和我想象中的律师完全不一样。见他这个样子,我倒是放松了不少。

  “你会干什么?”他突然问。

  我正在琢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摆摆手,重新问道:“你从哪里来的,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是大二,我被学校开除了。”

  他表情惊讶:“什么?你做什么事情了被开除了,哪个学校?”

  我说我其实就是办了一本校园社团刊物,开除的理由却是留宿女生。我说了大学的名字。

  “是嘛!”他乐了。“那谁谁是你们现在的系主任吧,操。”

  我说是。但我和系主任都没见过面。

  他抽着烟,半天没理我。过了一会儿,他伸手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站起来问我:“英语学得怎么样?”

  我照实回答说我是全年级英语最好的。

  “哟呵,吹上了跟我这儿。还挺自信!”

  他随手翻出一份英文文件扔给我,“去,回到刚才的会议室,把第三页和第四页给我翻译成中文,我来看看你这个最好的是什么水平。”

  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宁律师说本来只想招个兼职学生做文件翻译,看我好象挺需要这活儿,那些面试过的想打零工的学生就一一回绝了算了。我明天就可以直接来上班。待遇他没提,我也没问。

  这是我走入社会的第一天。此后近二十年,我再也没有为找工作面试过。每当我回首往事,想到已经故去的宁律师在我遭遇灭顶之灾后的这一天让我感觉到的人间温暖,我都会禁不住眼睛发酸。

  这些日子里,我没有特别想你。我要找临时居住的地下室,我要找一些旧家具。我要到处去取律师事务所大哥大姐们送给我的生活用品。为了省下打面的的十块钱,走得脚底都起了泡。

  

  经过在东京转机,然后又是接近十小时的飞行,你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学校安排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接机。汽车开了半个多小时,位于湾区的大学出现在你面前。尽管有过多次出国旅行的经历,去过很多外国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宽阔草坪仍然让你觉得心旷神怡。你为自己即将在这里呆上一段足以疗伤的时间感到庆幸。出国之前接连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捉奸在床这样荒唐事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什么乱七八糟的。

  填写一些入学的表格,落实住处,整理行李,来访打招呼的老师、同学、爸妈的朋友等等逐渐散去,花了你两天的时间。第三天你闲了下来,心里空落落的,开始想念他。

  你买了国际电话卡,拨了长长的各种号码密码后,打到他的宿舍楼里。楼长大爷听到你找的是他,什么也没说,就直接把电话给挂了。其实他那时正好还在宿舍里。

  你打电话给家里。刚到机场时你用接机同学的电话卡已经打过报平安的电话,这两天忙乱,没有再打。电话接通后,爸爸先是抱怨你怎么才来电话,问宿舍怎么样,电话号码多少,问东问西。你问爸爸,学校里有什么消息没有?你指的是他。爸爸沉默了一会儿,直接告诉你说:“我没有做到。他被开除了。”

  我和你

  我上班十天左右,有天接到宿舍同学的电话,说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让我回去取。下班后,我挂在302路公共汽车的吊环上,摇摇晃晃将近一小时才到站。我从东门进入学校,穿过整个校区,回到小南门附近的宿舍。嗯,回到。十天时间,校园什么都没有变化,走在穿梭来往于大讲堂、电教、三角地、宿舍楼群之间的学生们中间,我像一只孤单的野狗。

  你信中简单说了说到达美国的情况,然后就说知道我被开除了的事情。写这封信也不知能不能转交到我的手里。你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怎么住,是不是要自己做饭吃。你说你猜我不会逃回老家,所以希望我在北京一切坚强。有什么特别大的困难,我可以直接去找你妈妈。打电话太贵,要多多给你写信。

  除了前前后后约有一年时间内我上你的课时看你在黑板上手写英文之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写的汉字。我发现你的每一个字的笔迹都是我喜欢和百看不厌的。信不长,有几处还模糊了。我把信装在最内侧的胸袋里,吃了同学事先给我打好的饭,步行到公共汽车站回到住处。路上行人已经很少,深秋最后的树叶被风吹掉地,堆积在马路牙子边上。我想着你,用手按着胸前你的来信,心里暖暖的。第二天我在办公室给你写了回信,大意如下:

  “我很好,我也很高兴你一切都好。我找了一份律师助理的工作,老板对我很好。事务所办公室里的学习条件也比学校图书馆强很多。同事们对我都很好。我住得很好。我不会就这样逃走。你送我的凡高画册,我放在床头,夜夜睡前翻看。你夹在画册里的信我都能背下来了。我想你。”

  那本凡高画册是我被从大学宿舍轰出来时随身携带的惟一印刷品。我保留的社团杂志被收,书架上的其他书本,除了必须归还给图书馆的借阅本之外,大部分属于自己的书都与功课有关,学籍被开,留之何用,何况我也无处可搬。

  地下室有点发潮,虽然有一个高高的小窗户通往室外,但空气中老有一股子霉味儿。折腾完吃饭睡觉的东西,我又连日开窗透气,让屋子里稍微干爽,两周后我才把画册从层层包裹的塑料袋里解放出来。因为没有桌子,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摊在床单上一页一页地翻看。那晚你带这画册到我宿舍,当时我们只顾着说话,根本就没有翻开;第二天天没亮就被鸡飞狗跳地折腾,所以你想和我一起欣赏凡高的想法没有实现。

  画册真是精美啊。向日葵是我此前看过的,倒是星空主题的画作深深地震撼了我,如果你一直盯着它看,会觉得整个宇宙真的看得见在旋转。你收藏许久的画册,我隐隐觉得它带着一种你常用的香水的淡淡味道。我像一个守财奴翻阅储钱罐里的珍宝那样一页一页仔细地看过去,想到这里每一帧你曾经都一样细细品味过,心里温暖极了。

  画册的最后一页和厚纸封底之间夹着你写给我的信,压得平平整整。这些信写于我们初次牵手拥抱后我负气突然消失的期间,写得断断续续,应该是写了很多天。

  你在信里说,从军校第一天你注意到我与众不同,最初觉得我是你的学生,根本没多想。那学期课上到最后,你其实非常明显得感觉到,我传递的眼神不是在敬仰一位老师,因为它有你无法承受的热度。后来到了大学,我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你的英语课上,你已经完全明白,自己在我这里已经是一件天大的存在。起初你是困惑,后来是感动,再后来就有点割舍不下。课上完了,你期待我能有所表示,比如请你出来散个步啊什么的,但我居然随着课时的结束而不见了。你若有所失,但也能理解,毕竟我才是一个大一第一学期的学生,要开口约你,估计也没有足够的勇气。

  你原以为随着学期转换、你春季不再代课,我们缺乏见面的机会,我在你周边的存在、对你内心的扰动就会自然结束,但在诗会上当你相隔两三个月见到我、你听我在朗读海子长诗时,字面行间的情感似乎全部倾泄向你的内心。你不能约束自己一下子掀起的冲动。你那时觉得我可能永远不会懂得自己需要更加勇敢、更加主动,因为我已经按我自己的方式,默默传递了我所能传递的一切。你说你看着我跌跌撞撞地往外走,一时满腔温柔,居然在四周无数围观的眼皮底下,穿过人群来牵我的手。

  我看着到这一部分时,发现自己和当年看过的《大个儿莫纳》里的莫纳一样,泪流成行。高中时读那本小说,我自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而陷入这种情绪,但事情到来的时候,我和小说中的人没有任何区别。这不过是第一次。这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一生为了你,我还要流多少眼泪。

  接下来你的信中写到,完美的初次接触,让你整个人飞上了天空。但旋即我的失踪,使一向矜持的你陷入了深渊。你怀疑自己是否过于多情,怀疑我整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过。你说你要一定要找到我,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对你而言,与此前你深深浅浅交往过的男人有多么地不同,你怀疑自己是否能承受与我一次轻浅的亲密之后就完全失去的打击。

  有些地方你写得涂涂抹抹,信的最后完全变成了你的寻人日记,内容变得凌乱,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信了。我看到你曾经像我找你一样在校园里四处找我,胸口一阵阵绞痛,抽搐一样的疼痛让我无法入睡。

  第二天办公室工作比较少,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我讲了诗会后我半夜起来在校园里沿着我们头一晚的足迹乱转无数圈,然后在对面楼阶上坐等你两个多小时,然后看到你和艺术家走出来的事,以及其后我的想象、怨恨、逃避,和那一篇校庆文章的真实内核。我对忙于社团活动、主办刊物最终被清洗的整个事情没有后悔,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变故之后,我也发现自己过于积极地投入这种别人很少理解的社会活动,除了作为热血青年内心对国家、社会大而不当的激情之外,可能我的确是用这些东奔西跑的事情,来使自己从对你的朝思暮想中或多或少地得到解脱。

  整个冬天和春天,我们一直在频繁的互相写信。一封信的到达,肯定会被次日的回信所接续,太平洋的上空里,这段时间内的任何一个时点,都肯定有一封我们之间的信在飞翔。

  

  工作半年之后,我工作已经完全上手,除了最初的文件翻译任务之外,我实际上接手了许多真正的律师工作,甚至开始拿着律师的名片出差,有些尽职调查一去就是半个月。慢慢的写信的频度、长度就降了下来。

  入职之初宁律师就按正式员工的待遇给我开了一份工资,在我上班两天之后他叮嘱财务给我预支了一月薪水。另外,办公室还每天给大家免费订午餐盒饭。就这样,我在被开除之后迅速站稳了脚根,开始自立。我不知道父母有没有收到学校寄出的开除通知,反正自己是一直按照在校时的惯例每月寄一份报平安的家信。我告诉家里,找了一份“勤工俭学”的零活儿,不用再寄钱给我了。每逢暑假,我都给自己找了很多不能回家的理由。寒假过年时回家几天,也说学校里有事着急要走。如此这般,直到我应该本科毕业的那一年,我告诉家里,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再也不用他们担心了。

  我从四月就开始期待你的归来。七月初学期结束,我估计你会在当月中旬回国。我开始寻找好一点的房子,赶在七月初搬家。我想着在你回来时,我们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反正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没有谁会再来敲门生事。我的工资全部用上,在生活费之外应该能租到一个一居室。我不能让你看到我住在这样一个地下室里。不是怕丢人,是怕你难过。

  

  你在五月底突然回到了北京。

  你完成了交换学生的大部分功课,还直接申请了斯坦福大学的英语文学博士课程。这个博士学位需要读四到五年。在博士课程开始之前,你回国探亲两周,顺便了结这边大学硕士学位相关的一些事务。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我见面。两周之后,你就要赶着飞回,参加那边课程的结业考试,以及处理博士课程导师面试、奖学金等一堆的手续。

  回国事起突然,你也想给我一个惊喜,你没有提前告诉我。

  你到家尽到女儿的各种责任之后,找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试图吓我一跳。前台告诉你我去北海出差了,要十天左右才能回来。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前台没有告诉我有人找我。我一直不知道你回到了北京。

  你每天可能都打了一个电话找我,接电话的秘书各不相同,但都说我还没回来。你临走的前一天,终于从我宿舍同学那里要到了我的私人传呼机号。你打传呼告诉我你在北京,而且明天就要飞走了,如果我碰巧回来收到信息,无论多晚,与你联络。

  我和你

  那天下午我和宁律师飞回北京,宁律师有一个饭局,他带我去开开眼界。吃完饭我才知道开眼界是什么意思。我在小姐环绕之中百无聊赖地打开出差前关掉的本地呼机,一个长长的信息让我眼睛发直。我气喘吁吁地冲到夜总会大堂,语无伦次地给你家回电,你爸爸接了电话,跟我说了一句“她在等你”,然后你马上抢过电话。我在大堂嘈杂的背景声中大声地告诉了你我的位置,然后就站在马上边上等你开车过来。

  你开着一辆军牌桑塔娜2000风驰电擎地来到我面前。你看到夜总会的霓虹灯,明白了刚才电话里为何满是奇怪的声音。我上车之后你开车上了东三环往南开,一言不发。

  过去这半年间我们相互之间十数万字的信件交流,以及千山万水的距离引起和提纯的柔情蜜意,在你飞越上万公里回京、迟迟不能联络到我之后,被焦虑和失望取代。我满心的歉意和委屈,还不能开口埋怨你没有事先传达回国的消息。你觉得惊喜和浪漫更加重要,我又怎么能够指责你?事实上假如我能有一点点暗示,哪怕你航班未定,哪怕我失去这份工作,我也要天天守候在机场,为了第一时间看到你。但这些话我没有说出口。气氛有点僵持。想象中的热情相拥,当你我近在咫尺时却无从入手。在夜总会的门外你没有下车,现在汽车在环路上奔跑,大家都呆呆地目视前方,我甚至都不能去拉一拉你握在方向盘上的手。

  我干巴巴地问你为什么还要走。你说你要读博士,回去有这样那样的准备工作。读博这件事一直没有告诉我,就是想等见面时,有大把时间从容说明。

  你问我刚才为什么在这种地方,我说我这是陪老板在工作——我又急急地补充说我在这里生活很充实也很忙,但不知道你在美国是否和那些小说里写的一样,身边又是一群艺术家?

  时间短暂,话不投机。你沉默地开着车绕着三环转圈儿。我也只好沉默地坐着。气氛尴尬极了。突然你开始流泪。泪水模糊了你的视线,我眼睁睁看到车头冲向马路隔离带。我听到咵嚓一声,车子停了下来,车身向路边倾斜下去。我跑下车一看,右前轮直接从车轴连接的地方断掉了。你从司机门下车,站到马路牙子上,从背包里拿出你爸爸的大哥大给家里打电话。在等待来人的时候你嘴唇紧闭,一言不发,直到来了几位战士把你接走。我一直站在马路边上,呆呆地看着不停漏出液体的汽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你的话,更不敢伸手碰你。

  

  你回京时我们狼狈而仓促的短暂见面肯定让你心碎极了。你回家之后我在三环路上走了十几公里,天亮时直接回到办公室。稍事洗漱之后,我打车前往机场出境大厅,想在那里再见你一面,为你送行,为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道歉,请求你的原谅。我想向你承诺每半年去美国看你一次,直到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的那一天。我在机场国际出发大厅一直等到所有飞往加州的航班全部起飞,没有看到你的身影。

  我回去后重新开始给你写信。那一封信写了十多页。一个月内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我又写了更长的第二封信。三个月过去了,我收到你的回信。你说来信都收到了,你那里一切正常,上学的日子天天都是重复,刚刚开始的博士课程也很辛苦;比不上我的夜夜笙歌,莺莺燕燕,所以都不值得细写。最后你提议:“我们试试一年内不要再互相联系,好吗?”

  我回信:“好的。在你或我正式书面撤回我们相互对对方的爱之前,联系不联系,我的爱一直在这里。”我的书信写作已经有了律师的职业病了,调皮不足,冷酷有余。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已经慢慢把你的心伤死了。

  这是一九九四年年底。我心里盘算着,这一年里你好好拿学分,我好好挣工钱。到你提出的冰冻期间结束之时,我自己去美国,无比意外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化干戈为拥抱,还给你我此前欠下的浪漫。我为这些事情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精品购物指南》、《北京青年报》等报纸上的出国手续须知、签证花絮,并做了无数电话咨询来确保我的计划万无一失。

  我先是想方设法搞了一个河北廊坊的户口,办了本护照。在一九九五年的深秋,当我攒够一次出国旅行的钱之后,我请宁律师给我提供一大笔借款,我存在银行里,办了存款证明,申请了赴美国的旅游签证。我没有律师证,没有房产,但拿着一张假称律师的名片,居然能得到签证官的放行,实在是幸运极了。

  就在我打算买机票成行之前一周,我出差时在上海一家酒店里翻看一份过期杂志,看到一篇关于中国政治波普艺术品进入纽约拍卖市场的文章。在其中的一张新闻图片中,我看到你和那位我们熟悉的艺术家朋友亲密地挤在一起,脸贴着脸。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幕一幕从我千方百计压抑的内心深处象恶魔一样涌出,纵横肆虐,不可遏止。我把那张照片小心翼翼地从杂志上撕下来带回北京。

  我把这张照片贴在办公桌前的隔断上,发呆时就盯着它看,一连数天都是如此。办公室的姑娘们说这小伙子恐怕是想美女想疯了,从画报上剪了双人图片来意淫。我完全不予以回应。

  我写了一封质问你的长信。信里讲述了我为了我们能够在美国相见所做的一切准备。这时我不再想着给你意外惊喜了。仅仅在信里写出这整个计划,都让我伤心得痛哭流涕。我要求你就那张照片,就你和那位艺术家,或其他任何艺术家,或者在某个地方还存在的任何男人的关系,给我做个完整透彻的解释和交代,哪怕在你心目中我们已经分手,你也欠我一个对过往这些令我痛苦的事件的解释,我一直没有追问,不代表着我完全不介意。现在我介意得快要疯了。

  写完信后我反复看了几遍。在临发出之前,我把这封信又给撕了。我看着面前的照片,重新给你写了一封不到半页的绝交信,然后把照片和信一起寄给你。

  

  你收到回信的时候正在收拾回北京过寒假的行李。一年没有联系,开头你觉得挺有意思,后期你有些不安。但你不想投降,如果回国前仍然没有我的消息,你打算回国后到办公室找我,顺便直接把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从容考察一遍,再带我回你家去见见爸爸妈妈。如果我已经变心,那最少也要一起吃个饭——你有次突然意识到我们除了坐在你宿舍地板上吃过一回饺子,居然从来没有在饭馆里一起吃个像样的饭,觉得非常震惊和难过。

  看到久违了的我的来信,你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看完之后你面无表情地把信和照片装回信封,装到行李箱里带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每当你想打听我的消息或想与我联系时,你就拿出这封信看一遍。在北京的两周,你成功地做到了完全不给我任何信息。

  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我们就此音信隔绝,不相往来。

  这是一九九六年。我二十三岁,你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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