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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的来电

  在一个食人肉的国家里,一名旅游者偶然走进了一家餐厅。他看到厅里的广告牌上标着每一种菜肴的价格。牧师肉:3美元/盘。猎人肉:4美元/盘,老板肉:5美元/盘。版主肉:15美元/盘。政客肉:250美元/盘。这位旅游者便忍不住问:“为什么政客的肉比其他人的肉要贵这么多?”“这种肉要弄干净多不容易!”餐厅老板回答说。“电信垄断帝国”阴影之下,左右和操纵着大小交易的“隐形人”,张锐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一旦沾上政治,少有人能干净。

  监狱里的来电

  从张春江案到李向东案再到李华案,一个人名反复出现,一个在此之前在电信圈里根本毫无名气的人,却成为将整个案件串成窝案并且得以持续发酵的核心人物。类似爆发于2006年的上海社保案,案发之前谁也不会想到,神秘富豪张荣坤能成为搅动整个上海政坛,将数十名官员拉下马的串联之隐绳,诸多官员都被他吊在一根生死索上,而他之手早已如看不见的八面爪,遍布上海金融、国企等多个领域。这一次,这个隐形人,叫作张锐。

  2010年7月,《新世纪》周刊封面报道《电信隐形人》发表,张锐之真身以及与中国移动已案发高管张春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以大白。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的感觉和读者看完我们报道之后的感觉类似,看清这一切才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江案真的并不孤立,一直神秘的背后利益链终于被掀开一角。

  有网友即在我们的报道之后提出问题,谁是中国电信业发展二十年的最大赢家?谁贡献了中国电信行业的数额最多的灰色收入?黑幕被撕开,他还能置身事外,全身而退吗?电信业平平安安这么多年,终于迎来了一场风暴。

  风暴确实来了,躁动不安的却是整个行业,包括他们曾经或者现在的朋友。而让我最意外的,却是一个陌生人的突然“来访”。

  7月中旬的一天,一个陌生人突然给我在新浪微博上发来私信,大意是如果媒体的揭黑报道与生命发生冲突,记者应该更为尊重生命,同时说了一些张春江和张锐的细节。我有些愕然。这何以与生命发生冲突?这人到底是谁?跟张锐、张春江有何关系?一头雾水的我留下了电话称详聊。

  一天夜里12点左右,他突然问我是否有空,于是打来了电话。第一次通电话,我们都比较拘谨,他也试探性地问了问我个人的情况。第二次再通电话,又是某一天的半夜,长长的电话聊天中,我隐约明白,他与张锐、张春江早于20世纪90年代已熟识,他本人也是辽宁人,在辽宁做生意与张锐认识,后因为一些自身经营的问题出了事,也因此特别知道罪与非罪之间的距离,特别理解这些可能被判罪的人。

  后来我们又陆续通过私信和总是半夜来的电话多次进行了交流,忘了是哪一次,我突然有点疑惑地问:“为何你总是半夜才能打电话?”他沉默了一下,很费力地加重语气说:“跟你说一件事,但是希望你能为我保密,也希望你不要在意我的身份,如果你很在意那我以后也会很识趣不会再打扰了。”我开玩笑回答:“我采访这么多年,上过山,下过乡,去过豪华五星级酒店,也到过一无所有的农家,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心脏也很强大了。”

  他终于说:“其实我在监狱,是个囚犯,最近因为走了些关系在监狱的医疗所就医,白天管得很严,但我晚上可以自由一点,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微博都是晚上发的,也都是来自手机,也只能半夜给你打电话。”“你相信吗?我公司还是有人在帮忙打理,还有三四年我就能出去了,我能够东山再起。”但对于他的真实生意他没有透露更多,只是每一次找我,都从来没有离开过张春江的话题,可能是想打听些进展,也不时为张春江辩解一下。

  基本按照纯原话,截取了一段聊天记录如下,就用A来表示他吧:

  A:我跟你说的话题是非法律、非道德、非物质……的问题。我想上天是有眼的,你是聪明人,你知道你所谓的基于事实的文章会对当事人的定罪量刑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我与当事人非亲非故,我知道也深刻了解重庆是“黑打”,有人在为个人目的而沽名钓誉。媒体的渲染把多少人推向了断头台?你的文章同样有这样的作用。

  我:重庆与这个完全不一样……“黑打”本身是逆法律而行……我想我们做此案的初衷和期待也是尊重法律……如果只是因为我的文章而影响定刑,那就不是张春江了……但是如果我的文章是揭露了现在监察机关尚不掌握的案情,从而影响到他的量刑,那未必不是一件对法律有益的事。

  A:因为在张没有被判决之前,你文中还写有其他人,媒体的报道会影响上层人物的决策。因为,中国是权治而非法治社会。领导人的不满意、不高兴、不爽……可以要人命,你的文章被领导人看到了就可能影响领导人的情绪。在美国,你这么说这么写没关系,因为那里是依法办案的,而中国不是,法律是写给老百姓看的,也只适用于平民。

  我:你说的是谁呢,还能让上层人物不满?

  A:我无意说服你,我只是觉得,人应多积善行,积善成德,神明自得!当我们的行为能对他人造成巨大伤害时,我们该慎思慎行。张案的案发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若依法办事,全国省市移动的高层“一把手”将无一漏网。他只是权力及利益斗争的牺牲品。

  我:我也不想只写张,写张也是要写出整个行业的问题。你说得不简单,我倒是很想一听。

  A:实际我就想说一句话:一个人可能是有十个理由被推向断头台,但是我想我们及我们的行为不该成为那十分之一,因为人类社会没有比生命更崇高的东西。更何况,局外人往往很难知道真正的个中原因。虽然我们还有职业精神,但是职业精神也该有底线。因为你的文字绝对对张案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言语中若有得罪,见谅。

  我:没关系,感谢你的探讨。我很遵守我的职业道德,对于张春江的事没有超越司法的层面,至少我们还有事没有报……为何一定说他会被送上断头台呢?

  A:受贿千万必判死或死缓。

  我:关于数字,这个不会是我定的,也不会因为我的报道而改变。

  A:不说张案了。三十多年的路走过来,我想我们应常怀悲悯之心。今夜,很打扰,见谅!知你做文字很辛苦。

  我:悲悯需要建立在尊重规则的基础之上,否则会给更多人带来灾难……我体会你的意思……也希望你对我的直言见谅,希望你好心情……

  我虽然后来知道了他的身份,答应他会为其身份保守秘密,也通过一些渠道查到了其犯罪记录,但仍无法知道在监狱中的他为何会在就医之时避过监管给我专门打来电话据理力争。

  2011年7月,张春江案宣判,最后定罪是因受贿746万余元被判处死缓,受贿的资金用于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前妻姬蓉与现任妻子(时任女友)王晖的特定生活需要,资金主要来自与自己相熟二十余年的大学同窗宋世存与老友张锐。

  如果拿张案和近年来的很多官员大案相比,张最终认定的受贿金额和情节都属轻量级,与此相比,最后的判决却显得很重。很多曾经与张春江熟识的人都发出了叹息,在他们看来,张的受贿行为并没有让国企遭受实际损失,也有人觉得在张春江的位置上,他已经非常廉洁和谨慎了。比如前文第一章详述的与姬蓉和王晖有关的几次受贿都是特定时期的特定需要,但并未给网通带来太大的损失。

  当我看到同事王和岩辗转拿到的判决书时,让我最吃惊的是,张最终被法庭认定的罪行与我们一年多前的那篇报道《电信隐形人》竟如此相似,不多不少,恰恰就是我们当时报出来的那些线索。这是巧合还是背后另有原因?作为一名记者,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畴了。但这不禁令我想起了2010年7月中旬的那个监狱来电,他谈到我们的报道可能影响判决,他也谈到会影响人的生死……

  张春江确有让人同情之处,无论为官为人均有让人称道之处。一个例子是他在网通任职之后,搞了一系列重组与内部改革,他在各种争议之中曾下发《致各省通信公司主要领导同志的一封信》和《致系统内部各位同志的一封信》,对一些声称是其朋友、同学、亲戚的人向企业推销产品时不要理睬,信中提到其弟弟和时任妻子姬蓉的哥哥。

  然而,无论如何,2011年5月至7月,施万中、张春江陆续被判处死缓,这让很多人开始为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其他涉案人员担心,因为他们的受贿额度和性质恐怕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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