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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华为

  尴尬的华为

  2011年10月10日,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因涉嫌受贿在重庆受审,第二天,因为涉嫌共同行贿,沈长富的儿子沈俊成(又名沈力)也被送上了法庭。沈长富已是中国移动在2011年出庭受审的第五位中高层。此前,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中国移动原党组成员、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华已相继被判死缓。根据检方的指控,1990年至2010年期间,沈长富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总经理、重庆移动董事长等职务便利,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牟取不当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余万元。

  除了上述提到的爱立信,沈长富的贿赂方最受关注的非华为莫属。对于华为的发家以及潜规则,业内早已众说纷纭,华为也已被爆出现在海外多个国家的贿赂案中,就在2011年9月,奥地利华为还因为被爆行贿而成为当地媒体焦点。但这是它第一次白纸黑字地出现在中国的贿赂案中,虽然金额不大,但业内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其真实金额。事实上,如果不是沈力,即沈长富的儿子同时遭遇起诉,作为沈长富间接行贿人的华为恐仍不会被曝光。

  这使得华为变得颇为尴尬,虽然大家对企业在中国行贿早已见怪不怪,尤其是华为所在的电信行业这一高度垄断的领域。作为一个自称毫无背景的公司,如要做到该公司领导人曾经信誓旦旦所说的“绝不行贿”,在中国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华为的行为大胆、方式谨慎在业内并不陌生。

  华为与四川移动、重庆移动的关系之紧密,在业内几乎不是秘密。它还涉入了很多它不熟悉的电信领域,比如增值服务,这在上文“模式之争”中已有论述,后文“大变局”中还将进一步叙述。

  在沈长富案中,华为涉嫌的行贿方式也最为隐蔽。自2003年末到2010年,华为以发放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方式,给早已不在华为上班的沈长富之子沈俊成发放131余万元所谓的工资、奖金和公司股票分红。

  根据检方指控,沈长富间接收受来自华为的贿赂131余万元。其在2003年到2010年的公司决策层会议上,同意购买的华为公司产品和服务总金额则达到27.745亿元。

  沈长富说,他对华为产品在重庆移动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给下属“打招呼”,他对以华为为供应方的采购方案一般都给予“绿灯”,还授权有关部门负责人跟华为签订合同。

  也正是由于沈长富在任期间给华为的特别关照,最终使华为从当初只有一个产品在重庆移动销售,到现在2G产品在重庆移动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同时3G产品市场份额最大,占70%以上。

  沈长富跟华为的联系以其儿子沈俊成为纽带。2003年,沈俊成从英国某大学毕业回国。此后不久,沈长富在跟华为重庆办事处代表谈生意时,提出将自己的儿子安排到华为上班,华为方面同意。出于避嫌考虑,华为将沈俊成放到成都而不是重庆入职。

  据华为总部、重庆代表处、成都代表处等相关人员的证词,沈俊成当年12月至该公司深圳总部报到后,参加了几天培训就调入华为成都代表处,2004年1月即离开华为。此后,华为却将已事实离职的沈俊成的工作关系转到沈阳代表处,继续为其发放工资和奖金。而按照华为的内部管理规范,如果员工无故缺席3天即按自动离职处理。

  华为多位管理层的证词都称,给不在职的沈俊成发放薪酬,根本原因是考虑到其父是重庆移动董事长,通过他可以得到设备采购方面的照顾。这点亦得到沈长富承认。

  作为父亲,沈长富一直希望儿子能在华为发展,他还希望曾在英国留过学的儿子能到华为法国代表处上班。但执意要做生意的沈俊成,未能遂其心愿。

  在2004年下半年某日,沈俊成对父亲说,自己出来做事了,已不可能回华为上班,但华为公司还在给他发放工资福利,他不想再在华为公司领取这些福利了,让沈长富给华为公司打招呼,将工作关系解除。沈长富说自己一时起了贪心便没有去解决此事。

  沈俊成离开华为后,与成都东讯电子工程公司负责人刘卫创办四川冠达,同时获得55%份额的干股,价值66万元。在公司运行后,为避嫌,沈俊成姑父代持其股份。

  刘卫口供称,2004年成立四川冠达后,他即告诉沈长富,自己跟沈俊成组建了新公司,业务包括移动通信基站业务维护等。此时重庆移动正准备对万州片区基站维护进行招标,但要求投标公司有经验。刘卫为此找到沈长富,表示公司刚成立,还没有业绩,希望在招标方面给予关照。沈长富当时回答说:“好!我知道了。”

  在沈长富看来,中国移动自上而下都采取项目邀标制,而不是所谓的公开招标制,而这正是沈长富大权在握,各设备供应商必须竞相讨好他的基础。

  邀请招标是相对于公开招标而言的特别招标形式。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有如下五种情况经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项目技术复杂或有特殊要求,只有少数几家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受自然地域环境限制的;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或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的;拟公开招标的费用与项目的价值相比不值得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招标的。

  2004年,中国移动决定开始集中化采购,即集团、省两级集中采购,2005年起全国推行,逐渐取代了过去的地区采购和邀标。据中国移动数据,截至2010年,已经有超过95%的电信设备通过两级集采完成,直接邀标的设备不超过10%。但公开招标设有“预审”程序,往往先被审掉一大批,最后可参与投标的仍是常见的十来家企业。

  改革后的省级公司仍有很大权力,尤其是人口大省和经济发达大省。因为中国移动是根据省级公司申报的数量和厂商需求来分配各省市采购量的,很多供应商即便通过集团公司的集采,而仍须到各省去打通关系、逐一突破,以保持供应的稳定性,尤其是四川、重庆这样的需求大区。除设备集中采购之外,基站代维基本仍由省级移动自己邀标。一些交易所涉数额动辄数十亿元,省级移动公司“一把手”之权重可想而知。

  综观整个案件,沈长富跟这些涉案公司的利益输送都围绕中国移动的邀标制度展开。自2005年以后,邀标已不为中国移动内部规定所允许,但除了设备采购之外的基站维护等业务,仍保持着省级公司做主的权力。沈长富称,至案发,他利用手中权力,将涉嫌行贿的公司纳入邀标范围,最终中标获利。

  据沈长富辩解称,直至其下台,邀标制仍是中国移动“上上下下”在设备采购和工程项目招标上的主要做法。“因此,邀请谁参与、不邀请谁参与是我的权力。”在确定邀标范围后,职位如他者还可以建议中标,即通过主持决策层会议强制让行贿者中标。

  沈长富曾向下属移动公司副总秦大斌特别提到,希望交由四川冠达试点重庆移动基站维护工作,最终该公司获得该片区1000多个基站的维护工作,获利超2000万元,利润率超过40%。到2007年,四川冠达在万州片区获得的基站维护数量已经达到2500多个,较2004年增长了1.5倍。在2008年和2009年,该公司再次以试点方式陆续接手了重庆市主城片区白市驿试点及长寿片区共360多个基站的代维工作。

  检方指四川冠达借此赢利至少2360万元,而沈长富被指控受贿3000多万元,主动交赃却高达4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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