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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的钱等两人老了一起花”

  “挣的钱等两人老了一起花”

  2006年的一天,宋世存约上张春江和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共进晚餐,也许大家都不大自在,晚餐虽不是鸿门宴却是讨债席。

  他们三人坐在一起有一个特殊的渊源,张春江所主政的中国网通是UT斯达康的重要客户,而宋世存则是UT斯达康小灵通的代销商。

  在本世纪初,小灵通风靡全国,UT是最早做小灵通的企业之一,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中国网通的“恩情”和“交代”,吴鹰自然不敢怠慢。张春江没有交代别的,只是让吴鹰赶紧把UT欠宋世存的提成共计1000多万元给付了。

  中国的电信圈子其实不大,转来转去都会发现同一批人的身影。UT能崛起,其背景不容小觑,也与和张春江的交情分不开。其中可以一提的是,2006年,时任UT斯达康副总裁的李慧镝颇为低调,直到后来,2008年电信重组,李慧镝又从联想副总裁职位以社会招聘形式调任中国移动担任总裁助理,他才在业内为人熟知。

  也正是2008年电信重组,张春江在运营商整合中,从中国网通调任中国移动成为副总经理兼党组书记。

  如前所述,宋世存1994年出狱之后下海经商,成立了铱镝公司和香港力晋实业有限公司(力晋公司)。有的业务自己做,但更多的业务都是帮其他公司联系,他从中间拿提成。来找他联系业务的那些公司往往都知道他和张春江的同学关系和交情,想通过他得到张春江的关照,并承诺做成业务后给他提成。而张春江也知道这些业务能够让宋世存挣钱,所以会尽力去办。

  1994年底,张春江担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期间,宋世存找张春江帮忙联系手机销售业务。经张春江介绍联系,张春江和辽宁省时任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的姜卫平,都给时任辽宁邮电器材公司经理的周家广打了招呼,宋世存得以顺利向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下属的邮电器材公司供应了2万部手机,赚了人民币100余万元,这几乎成了宋世存仕途无望转商后的第一桶金。

  姜卫平后来也成为中国网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

  2003年开始,宋世存的香港公司开始代销UT斯达康的小灵通手机,那时张春江刚刚调任中国网通成为总经理。网通正是UT的大客户。

  UT斯达康公司由20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创办,发源于美国硅谷,成长于中国市场,2000年3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2003年,UT斯达康在中国凭借小灵通的火爆几乎进入了发展高峰,一年之内推出了10多款自主研发、生产的小灵通手机。2003年11月,UT斯达康小灵通无线市话还首次进入了拉美市场。

  但小灵通的市场可谓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到2006年,UT的发展基本到了一个顶峰,之后就由盛转衰。在当年结算时,UT公司仍欠宋世存人民币1000余万元的提成款,经其索要未果。

  此时,宋世存想到了张春江,通过那餐饭局,吴鹰让UT公司于2006年2月给宋世存香港公司的渣打银行账户汇入86万余美元。事后,吴鹰协助调查,做了此事的证人,他对张春江案的调查组成员说,张春江是中国网通公司总经理,能影响UT斯达康公司与各地网通公司之间的业务。

  虽然宋世存与张春江关系匪浅,但也不是每一次张春江点头目标都能最终达成。

  2007年,现任北京郎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长军的一个朋友想与中国网通公司合作在天津开发区建IT外包业务基地,徐长军找宋世存帮忙联系张春江,并表示可以一起做这项业务挣钱。宋世存找到张春江,张春江同意。不长时间后,2008年1月8日下午,张春江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此事,并让其带徐长军和他的这个朋友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张春江表示同意合作,但后来因天津方面的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做成。

  徐长军的这个朋友就是现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升。陈升同时也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时代互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07年,代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的唐在峪想联系做中国网通传输线缆的统保业务,也找到了宋世存,如果业务达成,将按业务费给其分成。这个也获得了张春江的同意,并安排双方在中国网通公司召开会议,后来因为双方分歧较大,没有谈成。

  2008年,国家要求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根据《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中国网通公司实业管理部关于集团公司酒店类资产处置工作的建议和请示,中国网通公司与北京凤凰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协议等书证证明,中国网通公司于是将其旗下五家酒店挂牌公开交易,委托北京凤凰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出售五家酒店事宜,中国网通公司有权选定最终交易对象。

  此时,著名的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也对这五家酒店产生了兴趣,其内地经理、新世界公司执行董事李葛卫找到宋世存,想谈收购中国网通五家酒店的事宜,他说如收购成功给宋世存提成,宋找到张春江帮忙,张春江给负责此事的中国网通公司实业管理部原经理池泉国打了招呼。后李与新世界公司内地经理池泉国洽谈。因新世界的资金问题,这笔业务最终也没有实现。

  2009年,宋世存的朋友王红卫想承包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公司的新办公楼项目工程,也找到他帮忙,通过张春江与时任四川移动总经理的李华见了面。王红卫说,宋世存在电信行业人脉广,他们公司就与宋世存签订协议,由宋世存帮助公司联系业务,公司则给宋世存佣金。宋世存经常提起张春江与他是同学的关系,王正好打听到四川这一在建工程项目,于是就有意承接,但最终因为李华说此项目已经招投标结束,不了了之。

  后来,据李华交代,这一在建工程项目正是四川移动新办公楼,包括多媒体呼叫中心等。由于李华等人也陆续案发,四川移动迟迟未搬进新楼办公。

  由此可见,张春江虽然给宋世存提供了不少便利,但是在处理公司利益问题上仍有一定的原则性,并不是霸王硬上弓的“独裁”思维,这也是为何张春江落马之后,他的不少朋友为其惋惜之处,他处事、收钱都颇为谨慎。但对于张春江帮助宋世存向UT斯达康追要欠款的行为,法院最后的认定是,该行为不属于张春江辩护人所言的民事范畴的居中调解,而是因为其所主政的中国网通与UT有业务关系,其已经利用了其公共产品的采购权。

  宋世存说,他出狱后,对张春江给予他的帮助非常感激,但都不是立即就给他钱物,张也不会马上跟其要。他多次和张春江说,只要你需要钱,我就一定给。

  2003年春节前,就在宋世存正式与UT斯达康签署代销协议之前,宋世存借拜年之机对张春江表示感谢,将20万元人民币现金包好,送到了张春江的家中。

  后来,张春江真的有了需要的时候。2004年初,宋世存在丽水佳园买了两套相邻别墅。张春江和他分别选定A20和A26,他们成了邻居。但张春江的那套是过户到张的儿子张大川名下,他仅支付了50万元,其余款项210余万元均由宋世存支付,宋世存还为别墅进行了装修和购置家电。2005年张春江的别墅又更名在他的母亲关心名下。

  2006年,中纪委因为网通上市争议已经关注到了张春江的经济问题,对其进行了调查,并对其在香堂村的房产作了调查。张春江就让宋世存又把A20号别墅拥有者名字改回了“宋世存”,并搬了出去。宋世存也把张春江此前已付的50万元归还给张春江。而张春江又害怕组织上调查别墅的事情,又让宋世存编造了一份由张春江购买别墅的出资记录。

  这份假出资记录大致内容是:除了张春江给其的不到50万元以外,又在2004年4月给其两次现金,一次人民币25万元,一次人民币30万元;2005年初给其1.5万美元;2004年4月宋世存、张春江、关心一起缴纳房款人民币120万元。

  后来房产公司的会计景海荣证明,所有的房款均由宋世存一个人去缴纳。

  2006年4月,张春江让宋世存给他汇款20万美元,作为儿子张大川的学费,这笔钱后来打到了张春江的妻子姬蓉的美国账户上。

  2007年8月,宋世存接到张春江的紧急电话,带着2万元赶到玛丽妇婴医院,才知道张春江当时的女友王晖正在北京玛丽妇婴医院住院做手术。2009年11月,张春江母亲关心到北京看病,宋世存又送了10万元做医药费,这又是一次紧急用钱。

  张春江在接受调查时坦言,“宋世存多次跟我说,他赚的钱等两人老了一起花”。虽然两人几乎没有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交易,但正是这种交情让两人建立了平日“互相帮助”的默契。

  但是,张春江的辩护人认为,无论是宋世存,还是后文提到的与老友张锐之间的私下寻租交易,都没有明显给张春江所在的中国网通或者辽宁电信局带来实际损失。

  2011年7月12日,河北省沧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张春江被押上了被告席。此案由最高法院指定管辖,具体由沧州中院刑一庭审理。身为副部级干部的张春江,是迄今中国电信行业“落马”者中级别最高的。早在2000年初,张春江即出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电信监管事务,成为电信业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当时他尚不满42岁。

  法庭上,张春江全部认罪,身体和情绪看起来都比较正常,被一审判处死缓后,他没有选择上诉。7月22日,张春江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一审被判死缓的张春江自8月2日起,开始在秦城监狱服刑。

  据河北省沧州市检察院指控,1994年至2009年,被告人张春江在担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业务、追要欠款等事项上牟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北京铱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世存、北京阳光加信广告公司董事长杨蕊宁及其丈夫张锐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6万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应以受贿罪追究张春江的刑事责任。

  此前沸沸扬扬的真正让网通陷入亏损泥沼的大小网通之局最终没有被认定,不过这笔巨额的亏损发生在张春江调去网通之前,他调到网通即主政网通的整合和上市,被业内质疑为有“擦屁股”之嫌。

  在调查张春江的过程中,张春江在中国网通工作时的离任审计本已封卷,又被重新开启,一些张春江在任时的重大交易被重新关注,诸如大小网通整合、处置网通“三产”以及对电信盈科的收购案等。但最终这些没有进入给张春江定罪的范畴。张春江的定罪与刚刚案发时的各种线索相差甚远。

  有意思的是,张春江事发前在圈内“谨慎”、“重感情”的名声反而得到了“定罪”事实的证实。他受贿的款项与方式主要流向三个方面:一是离婚时留给前妻,前妻困难时帮助她;二是新婚妻子治病和二婚所需;三是母亲看病。

  与此同时,张春江最终公布的受贿金额只有746万余元,其受贿过程中屡屡以“借钱”为掩饰的细节亦令识者唏嘘,业界因此不乏打抱不平的声音,认为张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对张春江案的调查不够深入,特别是大小网通整合的详细过程丝毫没有涉及,因此并不清楚张在其中有无责任。

  即便如此,张春江备受争议的网通往事仍值得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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