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击滚屏
  • (1最快,10最慢)

被低估了的印度

  在中印经济比较领域,学术界和商界分析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印度的经济表现远远不及中国。中国比印度发展更快,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出口远远高于印度,贫困人口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业界普遍认为,中印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同一水平,但到了90年代末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是印度的两倍。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而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就是其在基础设施的数量与质量方面,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上的落后。

  我认为,以上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所称的“软件设施”—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除了基础教育之外, 今天的印度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

  先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先有经济增长?

  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

  如今,印度正在重复着这一规律。尽管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非常缓慢,尽管普遍存在着对印度缺乏像中国那样的基础设施水平的抱怨或不屑,但印度经济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许多悲观主义者曾经预言,如果印度不能达到中国那样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就不能增长,但印度近年来的经济表现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回击。印度将在另一方面重复中国真正的奇迹—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尽管它的基础设施很差,外商直接投资也会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

  印度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储蓄率较低。向印度学习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是非常有价值的。印度只用了中国一半的投资资源,却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80%左右。相对于中国来说,印度还有很多先天劣势,比如它的热带气候地理位置(中国是一个温带气候国家,类似于美国以及欧洲的温带国家),在热带气候环境下发展经济要面对更大的挑战。印度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先天不利因素,那就是规模巨大、毫无生产价值甚至对生产不利的种姓制度,以及居高不下的文盲率。

  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认为,我忽略了很多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关键领域,比如印度的基础设施很差、持续的种族关系紧张等。事实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我完全认识到了印度的缺陷,才会对它取得的成就更加印象深刻。印度的法律和金融体系必须具有足够的优势,才能克服印度经济增长中所遇到的巨大的、天然的、外在的障碍。

  “中国优势”还是“印度优势”?

  近年来,印度经济飞速发展,但在中国面前仍然显得黯然失色。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平均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9.73%,印度却仅为5.37%。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分析家都断定,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济是远远领先于印度的。

  对比中国和印度,我们一定要关注细节。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后者。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两个国家在感观上的巨大差别。去过中国和印度的很多访问者都表示,中国在感觉上远比印度富裕。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部分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其人口增长率低于印度。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曾尝试过计划生育, 但英迪拉•甘地所提出的实施强制绝育议案却遭到了投票者的彻底否决。由于中印两国的劳动力都长期过剩,因此,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我们暂且不考虑人口控制在经济上是否可取,至少从政治层面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模仿中国的这种发展战略。换句话说,中国的这种发展战略即使成功也没有太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财富创造。而鲜为人知的是,相对于中国,印度经济的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远比印度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每个工人在制造业上创造的附加值要高于中国。

  世界发展指标2001年的数据显示,1995~1999年,中国每年单个工人在制造业上创造的附加值为2 885美元,而印度却高达3 118美元。同时,中国在制造业上所创造的附加值正在逐年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国家都对产品进行了升级换代,并提高了产品的精密程度,但中国却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每个工人在制造业上创造的附加值为3 061美元,到了90年代后期,却下降到了2 885美元。而印度制造业的发展情况较为正常,其附加值在逐年增加,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 108美元增加到了90年代后期的3 118美元。

  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外汇换算是84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换算是3 940美元,而同期的印度分别只有460美元和2 390美元。中印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范围是1.6~1.8(前者是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后者是按外汇换算)。但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财富度量方法进行计算,中印两国在财富创造方面却更接近:中国的人均财富总量为9 387美元,印度为6 820美元,比率仅为1.38。相对于财富总量来说,无形资本是衡量两国经济制度状况的更为合适的指标。富裕国家往往都在教育上成就斐然,法律体系也非常完善,因此它们的绝大多数财富都是以无形资本的形式体现的。但据调查发现,在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尽管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将近两倍,但两国拥有的无形资本却非常接近。中国人均拥有的无形资本为4 208美元,印度为3 738美元,比率仅为1.13,大大低于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我在对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经济情况进行对比后也发现,中国的产出和资产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差异。国有经济模式能够迅速提高生产,却不能有效创造财富,私有经济则正好相反。

  以“软件设施”制胜

  印度经济的增长,就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一样,是金融自由化和私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培育和发展了大量本土企业家的结果。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印度经济一直被西方分析家低估的原因之一,就是分析家们只关注那些有形的、物质的经济增长推动因素,例如机场和公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软件设施。

  制度是无形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对投资和个人工作的激励所产生的影响上,而非物质表现形式上。即便你是一位业余分析家,你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中国在2000年和2008年之间的外在差异。但如果没有尽职调查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你就很难说出中国的金融系统在2000年和2008年之间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术界和商界分析员在走马观花似的参观中国后,尤其是在专程访问北京和上海之后,通常会对中国产生在我看来过分乐观的看法。

  出于同样的原因,印度的经济优势很容易被人们低估,因为印度的进步主要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其主要缺陷却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到印度访问过的专家,往往会被这个国家的“景象”所迷惑,从而产生一种“印度悲观主义”情绪。这种悲观主义起源于那些只基于容易观察到的事物就作出片面结论的推断。就在他们纷纷表达悲观态度的同时,印度的制造业却取得了长足进步,每年的制造品出口都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在金融方面,中印两国的差异尤其显著。从权威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证据,来评估中印两国的本土私有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

  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中的第38个问题提到:“针对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来说,融资限制能造成多大的障碍?”被调查企业选择的答案有:没有阻碍、阻碍很小、有一定阻碍和阻碍很大。相对于印度的本土私有企业来说,中国的本土私有企业受到融资限制的阻碍程度更高:80.2%的中国企业选择了“有一定阻碍”或“阻碍很大”,而印度企业的这个比重只有52.1%。单看那些回答“阻碍很大”的企业,中印两国企业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中国企业为66.3%,印度企业仅为25.5%。我曾经也对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并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对那些有可能影响融资限制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统计分析的结果和以上描述的结果完全一致。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印度的金融体系,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金融差异绝非偶然。两国在全面经济改革之初都进行了金融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了金融改革,但却于90年代发生了大逆转,从此便落后于印度。对照中国的速度标准,印度金融改革的速度可谓风驰电掣。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印度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减少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权益比例上。1995~1998年,印度几大国有银行都相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例如印度银行、巴罗达银行(Bank of Baroda)、印度工业发展银行等,政府股份也因此削减到50%~60%。而在中国,类似的改革在2005年之后才开始, 而且金融系统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规模极其有限。早在1992年,印度就已经准许私有银行进入银行系统。截至2003年,这些私有银行的信贷额占整个印度银行系统信贷总额的12%。相比之下,正如伯克利学者赛斯(Sáez)指出的,“在中国,私有银行是微不足道的”。

  印度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常遭人诟病,但在金融系统,印度向国外竞争者敞开大门的时间远早于中国。1998年,印度政府允许国外投资者拥有本国银行40%的股份,是之前的两倍。但目前中国允许本国银行中的外资股份仍限定在20%。截至2003年,外资银行占到了印度本国银行资产的8%。而在2002年年底,外资银行却只占到了中国本国银行总资产的1.7%。花旗银行在中印两国的情况就很好地说明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截至2000年,花旗银行在印度的总资产达到了358亿美元,而在中国却仅为25亿美元。同年,所有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资产总额为340亿美元,仅相当于印度一家外资银行(即花旗银行)所拥有的资产额。

  另一个显著的差异是股票市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有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一些最具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都将其发展归功于在孟买股票交易所的上市。例如,印度Infosys公司(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在1993年就发行了股票,这一举动对公司的战略性增长至关重要。Infosys公司利用上市所融资金,建成了如今声名显赫的“Infosys Campus”,这也使得它从印度许多同行企业中脱颖而出。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私有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一些著名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如联想、华为,都没有在中国内地上市。

  微观之处显身手

  通常,中国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却在微观经济方面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

  在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

  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1998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

  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在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领先是由于它拥有较长的资本主义历史,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中国曾经在微观经济方面排名领先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在改革之前曾模仿苏联实施了长达30年的高度组织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经济自由方面是领先于印度的。如今印度在微观经济排名上领先于中国,是因为它的改革步伐迈得更大更快,而中国却将政策的注意力转向了用补贴去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驱动的城市化运动。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得印度后来居上,在今天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拥有了实现经济腾飞的良好的制度条件。

点击键盘左右键(← →)快捷翻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