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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宪政第一步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国内政治压力下,于1905年10月17日宣布承认俄罗斯人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同意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制定宪法,扩大选举范围,召开国家杜马,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

  俄国的消息深刻影响了清廷决策者。10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面谕军机大臣时强调,派员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是当务之急,决不会因为反对势力阻挠而终止,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克服困难,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宪。两天后,即11月4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诸大臣电商袁世凯、张之洞、周馥,拟联衔奏请朝廷明降御旨,宣布立宪。袁世凯当即电复同意。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俄国这一系列重要政治举措为清政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唤起清政府后来居上急起直追的信心和勇气。11月18日,清廷谕令政务处王大臣筹定宪法大纲,这一方面是先前立宪主义者一直强调的重要政治举措,一方面显然来自俄国政府宣布立宪的刺激。

  中国国情还是与俄国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说,俄国比邻欧洲,对于立宪政治不是不知,而是不为;而对中国来说,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中,似乎根本没有近代立宪政治的根基和因子,所以中国要想走上立宪道路,就只有向西方学习这一条路。11月25日,清廷谕令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人才,斟酌选择各国政治与中国体制相宜者变通损益,纂定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

  作为立宪政治的总设计机关,考察政治馆两年后改组为宪政编查馆,直接归军机处王大臣管理,除了继续关注外国政治有益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容外,兼管调查中国各省政治,下设庶务处、编制局、统计局、官报局等,在整个立宪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信息搜集分析和制度设计方面,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功能。

  清廷正式宣布考察政治的决定后,获得了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认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朝廷对立宪政治认识的大转变,不管这种转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不管这个压力是来自俄国的宪政改革,还是国内的立宪呼声,或是革命流亡者的暴力威胁。舆论认为,派遣王公大臣到东西洋考察立宪政治,势必改变中国人的政治常识,提振臣民对朝廷的信心信任和信赖,一旦中国踏上立宪政治坦途,中国的政治面貌、国人精神,都势必有一番新气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欢迎和支持朝廷这一重大转变。列强也对清廷的这个重要宣示表示欢迎,以为清政府在经历了无数挫折磨难之后终于如大梦方醒,东方这条睡龙终于在日俄战争的促动下发生了改变。

  走向君主立宪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大转变,决非像许多革命者所揭露的那样是清廷尤其是慈禧太后延缓革命阻挠革命的儿戏,清廷对这前无古人的重大转变始终抱着谨慎态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始终不愿以个人情感好恶去左右着这个运动的进程。清廷之所以耗费巨资委派王公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实地考察,其实就是要取得直观经验以为佐证,然后再决定如何进行。

  吴樾的炸弹没有阻止住清廷立宪的步伐,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加快进行,只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清廷的规划略有调整,且不再像先前那样大事张扬。10月8日,清政府为了加强京师乃至全国的社会治安,仿照东西洋各国盛行已久的警察制度,创设巡警部,任命徐世昌为巡警部首任尚书。这样,徐世昌出洋考察政治的任务自然无法继续。至于五大臣中的绍英,由于伤势过重,恢复缓慢,自然也不宜继续远涉重洋,考察宪政。几经调整,10月26日,清廷决定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

  经过一番调整和慎重准备,考察政治五大臣重新出发,只是鉴于前次教训,五大臣离开京师时,分两拨进行,分期启程,不坐专车,也不再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2月7日,由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领的出洋考察政治代表团第一路四十余人仍由正阳门火车站上车,至秦皇岛转兵轮“海圻”号前往上海。19日下午,搭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巨型油轮“西伯利亚”号向日本驶去。这个考察团的随员中还有各省派来随行考察的官员,此外还顺带前往美国留学的八名学生,其中就有后来成大名的陈焕章。

  戴鸿慈、端方这一队在经过日本时稍事停留,参观访问,翌年1月5日抵达美国。2月16日离开美国,取道英、法,转赴德国。3月24日,戴鸿慈、端方受到德国皇帝的接见。德皇在谈到中国变法时,强烈建议中国要以练兵为先,至于政治措施,宜自审国势,各当事机,贵有独具之精神,不在徒摹形式。德皇的建议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戴鸿慈、端方一行又考察了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游历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及瑞士等。

  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另一个考察团于1905年12月11日自北京出发,翌年1月14日从上海乘法国轮船“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这个考察团也是先到日本,然后再转赴欧洲英、法、比利时诸国。一路上也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

  经过两天航行,载泽一行于1906年1月16日抵达日本神户。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朝野确实期待中国的政治发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同步,所以日本朝野各界对中国宪政考察团的到来给予真诚欢迎,竭诚期待中国的觉醒,期待通过政治改革的中国能够与日本携手共进。1月22日,代表团抵达东京。25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觐见日本天皇,这是代表团在日本受到的最高规格礼遇。在此前后,代表团与日本政府现职各大员、故臣元老以及有关专家就日本立法原理、原则,政治沿革和损益等,相互交流,从容讨论。

  参与日本政治变革全程的老一代政治家伊藤博文既向载泽等人详细讲解日本宪法,又对考察大臣所提出的一些疑问给予详尽解释,诸如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官吏任免、军队统领以及宣战、媾和、签约、发布命令等等权限究竟应该规范等。此外,伊藤博文根据日本经验,反复提醒载泽等人,中国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无论如何不要让君权旁落,君主立宪的要旨不仅是用宪法约束君主至上的无限权力,而且要通过宪法授予君主必要的权责,成功的君主立宪国必须做到主权集中于君主一人之身,不可旁落于臣民。伊藤博文的这个告诫给载泽留下深刻的印象。

  日本的经验和热诚赢得考察大臣的好感,而且从两国国情上说,日本的国情及其维新举措确实要比欧美诸国更合乎中国的需求。所以,载泽等人对日本的经验和制度格外推崇,他们将仿照日本推行宪政列为考察欧美日诸国的最终结论和优先选项。

  此次出洋考察的主要目标就是宪政,所以考察团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变成了首要任务。久之,考察团成员对于日本和西方诸国议会制度有了新的认识,但其重点似乎还是先前的期待,即以明治维新为范本进行政治改革。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这个考察团在结束了对日本宪政的考察后,于2月13日离开横滨赴美国。但鉴于考察团对日本经验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将随员钱恂留在日本继续考察,系统总结归纳日本立宪经验,以便中国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参考。

  5月8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抵达英国。5月15日,抵达法国。最后到达比利时。6月6日,长达半年的考察宣告结束,李盛铎因为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大臣,不再随团回国,就地上任。

  经过漫长的考察游历,考察各国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以及其他随员于1906年7月12日回到上海。7月23日返回北京。

  另一路的戴鸿慈、端方等于7月21日返回上海。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江浙地区绝对的立宪主义者先后四次与考察团会面,建议考察团速奏清廷尽快立宪,不可推宕。端方、戴鸿慈也真的在上海致电各省督抚,征求他们对立宪特别是立宪期限的意见。8月6日,戴鸿慈、端方一行抵达天津,又在那里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讨论预备立宪及官制改革诸问题。天津学生八万多人集体上书端方、戴鸿慈,请他们速奏朝廷宣布立宪,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8月10日,端方、戴鸿慈离开天津回京复命。

  在考察期间,五大臣中的李盛铎出任驻比利时公使,端方于1906年1月5日由湖南巡抚晋升为闽浙总督,戴鸿慈则于1906年2月18日由户部侍郎晋升为礼部尚书。这多少也说明清廷对考察团的肯定和重视。

  两个考察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游历了十四个国家,他们调查考察的范围非常广泛,所到之处自然首先参观东西洋各国的新政设施,诸如议院、行政机关、学校、警察、监狱、工厂、农场、银行、商会、邮局,以及博物院、戏院、浴池、教会、动植物园等,都是他们参观考察的对象,由此获取直观经验。在理念和理论上,考察团所到之处,不厌其烦地听取各国政治家、学者等详细讲解各国宪政原理及其与他国的不同点,调查收集各国各种语言的宪政资料、法律制度,尽可能多地带回国内,以便将来在实践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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