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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寻求遏制与接触之间的平衡

  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战略调整主要针对新的安全形势,欧洲的安全形势因为冷战结束而出现结构性变化,而亚洲安全形势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呈现根本性的变局。美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至少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主要针对欧洲和亚太地区,其核心目标是防止两个地区出现可以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大国,同时要应对地区主要国家引发的局部战争。如国防部前部长佩里在其著作《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中所言,“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战略始终围着这些乙类(波斯湾和朝鲜半岛的两处‘重大地区性潜在危机’)和丙类(如科索沃、波黑、索马里、卢旺达、海地等,这些重要地区的潜在危机对美国的安全有间接的影响,但并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的威胁打转转,其原因在于目前存在的这种美国不面临任何甲类(其性质和规模相当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生存构成的威胁)的不寻常的可喜局面。”

  在这个安全威胁光谱中无法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位置,至少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将俄罗斯和中国的未来发展视为“不确定”,但美国可以通过预防性防务加以“影响”甚至“塑造”,防止俄罗斯和中国成为“甲类威胁”。因此,美国军事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的调整也因应了美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变化和认识变化。总的来看,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涉华内容表现出在“遏制”和“接触”之间徘徊。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完全处于混乱状态,“接触派”和“遏制派”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就美国国内的政治光谱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自己的安全偏好,各有侧重,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在某些领域又可以发现共同主张。共和党分为多个阵营,其中像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这样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必须推动中国融入全球机制,综合经济和军事利益来“管理”中国的崛起,防止中美直面冲突,同时促进共同繁荣。其他像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珀尔(Richard Perle)和国防部前副部长盖夫尼(Frank Gaffney)这样的共和党人则更多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认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是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绥靖”,是培养未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敌人”或者“竞争者”,他们认为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必须要对此作好准备。民主党中的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另外的一部分民主党则强调“价值利益”,认为中国必须要“保护人权”,采取“民主制度”。

  在涉及中国的一些议题上两党分歧较大,在另外一些议题上两党又可以寻找到共识。受到这两种政治势力的影响,在冷战结束的初期,特别是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华安全战略始终在“遏制”和“接触”之间寻找平衡,而美国的军事战略又源自于美国的安全战略,因此,其军事战略调整大致体现在“遏制”和“接触”这两个方面。美国在东亚军事部署的调整及其终止、美国在1995~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的表现以及美国积极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同日本进行合作均体现了“遏制”的一面。

  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呈现向下调整的趋势,本计划将根据安全形势的变化缩减在亚洲的军事力量规模,分阶段裁减部署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一部分驻军,享受“和平红利”——冷战期间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是针对苏联的。与此同时,美国计划转变美日军事同盟,将其主要功用从防范苏联入侵转到防扩散和难民救助等领域,并拟让日本承担更多责任。美韩军事同盟也将由韩国发挥主导作用,而美军扮演辅助角色。

  然而,美军的裁减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到底。克林顿就任总统后,经过《全面审查报告》的评估,驻在亚太地区的美军裁减工作逐渐放缓,到1995年2月《东亚战略报告》发布,美国在亚洲的军力部署调整基本终止,美国决定将在东亚地区的驻军规模保持在10万人。如果不是美菲军事基地协议到期以及火山爆发,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裁减也可能终止。到1995年,美国仅仅部分裁减了驻日和驻韩的军队,另外,完全被动地失去了在菲律宾的苏比克和克拉克军事基地。引发美国调整东亚军事部署的初始原因是冷战的结束,导致美国终止军事部署调整的原因则是东亚安全形势的新变化。首先是朝鲜半岛出现了第一次核危机;其次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宣称这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减缓对美国撤出东亚的担忧。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有关《东亚战略报告》的吹风会上谈及中国时曾指出,中美之间的军事和贸易关系应该维持平衡,如果在诸如经贸领域双边关系没有进展,两国的军事关系也不会有太大改善。

  即使在中美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取得很大进展后,美国在1998年的《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中仍强调中国构成的潜在挑战,诸如中国军费的增加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并采购先进的战斗机,发展移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地空导弹、军力投放平台等;强调亚洲的和平与繁荣有赖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1995~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曾经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到公海上游弋,中国军队的导弹演习也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在涉及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同时美国也开始认识到中美在台海地区存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并为此作出准备。不仅如此,美国发展战区导弹防御能力并积极推动同日韩两国进行相应合作既有针对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变化的一面,更有关注台海局势的一面,因为导弹是中国政府威慑“台独”势力的重要手段之一。1998年7月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发布的有关未来导弹威胁的评估报告高估了源自朝鲜和中国的导弹威胁,而在美国有关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研发部署的政策辩论中、在日本有关与美国合作研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讨论中,朝鲜是经常被援引的威胁,但事实上各国都清楚,朝鲜的弹道导弹短期内并无能力危及美国大陆,美国拟部署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均将损害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的有效性。“防范”中国的内容虽然不在政策宣示之中,但却具有实质性的效用。

  美国在军事上防范或者遏制中国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加强美中军事交流。冷战结束之初中美在军事领域曾经出现过产生军事误判或者小冲突的风险,包括中美海军在西太平的遭遇,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侦察涉嫌侵入中国领空等。更重要的是,美国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迫切意识到中美在产生危机的时候确保危机稳定和危机处理至关重要,而两军的交流显然可以营造相应的气氛。

  美国推动军事交流另外的重要考虑有两点:一是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军队,包括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中国的军事理论、安全观、军事采购、军事预算等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状态,通过军事交流促进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增进互信并避免两军的误判。

  二是通过两军交流“影响”中国对安全利益的判断以及中国的军事行为以及外交政策,推动中国融入现有国际机制,此为所谓“塑造”。美国倡导两军交流甚至包含隐性的威慑,即通过交流来增加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承诺的认识,防止中国在军事上挑战美国。

  经过一些交流以及高层互访,中美两国的确在军事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包括军舰互访、两国于1998年签署《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1998年9月签署《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军事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信息交流的联合声明》、两国在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达成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共识、互派观察员观摩对方联合训练演习等。但是中美军事交流也曾因为美方原因多次中断,包括美国给李登辉签发签证、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派出两艘航母在公海游弋、考克斯报告污称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机密以及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等。

  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架构、军事同盟的作用、导弹防御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也制约了两军交流的状态。美国继续维持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体系,保持在东亚的驻军,并且提升美日同盟;中国则反对美国继续维持冷战时期形成的安全框架。美国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并推动与其亚洲盟友的合作,中国则认为这将损害中国的威慑能力的有效性。美国着力于防止大国崛起挑战其主导地位,密切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并且推动亚洲的市场化和民主化,中国的政策重心则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与和平的环境,捍卫领土完整以及通过对话与磋商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中国则强烈反对美国加强美台关系的举措。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其《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及东亚安全战略报告中仍将中国定为不确定的挑战,中美之间欠缺互信,美国在对华军事交流方面防范较多,并且抱怨中国没有作出互惠举动,两国交流因而止步不前。美国国会保守力量也因为担心中国对美构成威胁,而努力阻止两军交流的实质性进展。考克斯报告的出台极大损害了两国仍在形成中的信任关系。在《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国会更进一步限定了中美军事交流的范围和主题,并且要求国防部以后每年都要提供一份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军事交流进一步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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