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频道 > 图书连载 > 文化类> 文学> 语言是我们的希望 > 脏话 让每张嘴成为垃圾场
  • 双击滚屏
  • (1最快,10最慢)

脏话 让每张嘴成为垃圾场

  当代女性主义主要思想家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说过:“语言乃是性别歧视最坚强而顽固的堡垒,它粗暴地让反女性者高高地坐于庙堂之上。”

  语言乃是一种权力,人们在广泛的语言使用中,除了表述自己外,也同时借着语言的区隔、归类、排除,而将歧视与偏见建构出一个系统。这就是“语言的暴力系统”。而至今为止,由于雄性权力始终独占着语言的使用,辱骂女性的脏话也就层出不穷,而女性回骂,除了“沙猪”这个概念性的语词外,其他脏话极其稀少。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DanielDefoe)在十七世纪时说道:“讲脏话在女人中尚未成为一种模式,诸如‘天杀的'这样的字眼也不会从女性舌头上跑出来,它乃是男性的邪恶,妇女尚未到此境界。”

  而这种情况到了十八世纪亦然。当时的大作家斯威夫特(J.Swift)在一七三八年也说道:“有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知道一些女人讲脏话骂人的事情,而我要坦白地说,他们所说的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的经验里,我从未在熟悉的女性里看到过这种事情,至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而纵使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女性主义抬头,这种脏话传统亦未改变。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在一九七九年的访谈录里说道:“语言承袭自雄性社会,它包含了许多雄性的偏见。女性只要去偷用他们的工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打破它,或先验地想要去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脏话系统。”女人只能而且只有去窃取男人的脏话,最关键的原因,或许乃在于女人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掌控并发展女性的脏话,也可能女性不认为有必要去建造另一种女性的脏话体系。但纵使女性有意借着讲脏话来反击男性的脏话,但当女人讲出脏话时,仍会遭到异样的眼神或指责。

  因此,今天人们所用的脏话,都是雄性语言暴力的一部分。从文明的早期开始,由于人们相信语言具有魔力,讲脏话来诅咒别人即告出现。除了诅咒和侵犯他人的脏话外,古代社会由于普遍都有禁忌的存在,围绕着禁忌而展开的脏话也同样逐渐形成。诅咒和禁忌乃是脏话的两个源头,而这两者又经常合而为一。诅咒式的脏话如“天杀的”,乃是人们承续了过去的神秘信仰,认为讲了这样的脏话,“天”就真的会把对方“杀”掉。而禁忌式的脏话,则是要借着语言上的侵犯,替对方戴上一顶败德的帽子,如“婊子养的”(SonofBitch)、“妓女”(Whore)等皆属之。禁忌式的脏话,它的目的乃是在于羞辱,借以形成一种“我优你劣”的支配秩序,所有的脏话都以宗教、族群、职业、性别等为主轴。在“性别脏话”里我们可以说:“男子借着对女人的脏话而占领着权力,而女性则在脏话的侵犯里臣服。”

  人类的脏话本身就有一部长长的历史。有关亵神的、淫猥的、侵犯的脏话始终未曾间断。到了近代,其他与宗教和政治等有关的脏话已逐渐地减少或被转移掉,性别脏话几乎已成了脏话的最后桥头堡,而这可能和女性权力意识与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有关——当女人的存在已威胁到某些男人,那些自认受到威胁的,就会格外地使用脏话来展开侮辱与攻击。综合而言,以英语为例,这些性别脏话计有:

  ——以女性身体的非法化为主的,如Cunt、Twat、Tit、Fanny、Merkin、Prat、Punk等。这些脏话所指的都是女性的下体部位。

  ——将女性比喻为雌性动物的,如“母猪”(Sow)、“母牛”(Cow)之类。

  ——将败德的标签贴在女性头上,例如“娼妓”就是一大类。如Whore、Harlot、Strumpet、Bawd、Drab、Trull、Bitch、Bimbo等。

  ——使用莫须有的形容词来辱骂女性,如“淫荡”(Wanton)、“不贞”(Unchaste)、“下贱”(Filth)等。

  ——直接的侵犯式咒骂语如Funk、Prick等。

  脏话乃是“语言之癌”,也是语言世界里的垃圾。它使得人们借着语言而沟通的可能性降低,甚至造成沟通的切断。在脏话横行无忌的社会,咒骂别人的脏话讲多了,语言甚至会落实成行动,而变成真正的暴力。也正因此,无论古今中外,遂都将侵犯式的脏话视为一种垃圾或罪过。在古代中国,我们借着士大夫价值体系的建立,而将“恶言”视为没有品格。而在西方亦然。以英国为例,讲脏话除了伦理上不容许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甚至以法律方式来规范。公元九○○年的《艾尔弗雷德法》(LawofAlfred)即首度明订不可以说出亵神的脏话。英王亨利一世(1068~1135)时甚至明订公爵讲脏话罚四十先令,伯爵二十先令,子爵十先令,自耕农三先令四便士,而童仆下人则每说一次脏话即挨一皮鞭。而处罚最重的,乃是法兰西在圣路易斯的时代(1214~1270)。他颁布法令,规定“凡公开讲脏话的,即应在脸上以热铁烙印,使他得到教训”。

  在西方,对于脏话更有自觉,乃是开始于文艺复兴时代。当时的识字阶级对人的价值已有了察觉,并对过去那种苟存的生活方式有所不满。因此,遂对行为上的“肮脏”和语言上的“肮脏”开始反省。例如,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无论王族或平民,都仍然用手抓食物,残羹碎骨则往桌下丢,而猫狗则在桌下争食吵闹,至于油腻的双手则随便地往衣服上抹。由于体会到这种行为实在“碍眼”——即让眼睛觉得看到“脏”,遂有了刀叉与餐巾制度的发明。因此,古代所谓的“脏”,其实与后来卫生观念里的“脏”并无关系,以前的“脏”指的是感觉上的自在清爽。这种对“脏”的感觉,也反映到了对语言的态度上,下流的、亵渎的或侵犯的脏话,都会受到指责甚或处罚。在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的时代,有位爵士塞德利尼(CharlesSedley)即因说了脏话而被罚五百镑,在那个时代这是不可思议的天价。

  在近代文明史上,脏话最泛滥的可能是法国大革命后的巴黎。法国大革命造成阶级大翻身,下层翻成了上层,而上层则倒转为下层,于是乡野粗鄙的语言和行为遂刹那之间都获得了正当性。穆希尔(LouisSebostienMercier)如此写过一七八一到一七八八年间的巴黎:

  ——“纵使最简单的市集或店铺,人们都有本领为了任何不相干的事情而讲成一堆。即使最小额的买卖,也要费掉一堆口水。为了几分钱的杀价,大家都要把肺吵到疲累不堪。室内无休无止的说话还不够,连走道、路边等也都要继续。咖啡餐馆里的噪音、咆哮、争嚷乃是巴黎人所熟悉的。咖啡餐馆每个位子都有一堆人在那里吵闹。如果只有一个人,他会拉着跑堂小厮、老板娘或出纳大声讲话,如果这些人忙得不理他,他就会大声嚷嚷,看是否能引起别人注意听他讲话。车夫、送货员等在这里大声叫骂、讲脏话,最后相互咒骂并大打出手,打了又骂,骂了又打。而在渡船上,则永远是大家在此咆哮,甚至水手们都听不到彼此的划船口令,如果两艘渡轮擦身而过,则两艘船上的人都隔空对骂。”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巴黎,粗鄙的脏话盛行,暴力也脱离了语言而成为新的现实。

  骂人的脏话盛行,使得那时候莫须有的随便侮辱人也司空见惯。法国大革命的苦果是,随着语言暴力的增加和社会暴力的扩大,最后社会倒退、君主复辟,最后是警察部门介入脏话事务——凡以脏话侮辱别人尊严的,在被检举而有见证人的情况下,都将被捕入狱。警察大规模介入平民的语言,这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后来各式各样的检查制度,可以说以此为滥觞。   在十八世纪,乃是西方脏话盛行的时代,社会的变化加速,使得侵犯式的脏话被推波助澜般的扩大,这使得“荣誉管理”(ReputationManagement)的概念出现。不但社会应管制脏话,每个人也应当管理自己的说脏话,勿侵犯他人的尊严。在一八二一年时,英国散文大家及知识分子领袖哈兹立特(WilliamHozlitt,1778~1830)对当时侵犯性的脏话盛行,至为不满,因而说道:“今天的英国,已成了嘴巴肮脏恶毒的国家。”但过了一百年,英国另一位文论家格雷夫斯(RobertR.Graves)却于一九三六年说道:“今天的英国,恶毒的脏话已很少了。”

  那么,这一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主要的乃是依靠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教化,它以人品和格调等为教化之目标,借以形成新的文明规矩。由许多记载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家庭,如果儿童口出恶言脏话,父母多半都会要求他去洗嘴巴以资惩罚。只有肮脏的嘴才会讲出肮脏的话,将“肮脏”的概念抽象化,从而导入“洁净”的概念,其实乃是文明进步的一个主轴——人应当有一种自我期许,那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嘴巴变成思想的垃圾场!  整个十九世纪,乃是人们借着清理“肮脏”而重塑文明的时代,那个时代当然有“检查制度”,对各种亵渎的语言思想加以限制,但就整体结果而言,它终究瑕不掩瑜。由于时代对“脏话”有着限制,许多“脏话”也都被迫或自动地产生一种“掩饰机制”(DisguiseMechanism)——它是一种机制,借着字和韵的变化,将一句“脏话”里“肮脏”的部分冲淡或转移掉,而后让“脏话”变得不是那么“肮脏”,甚至把“肮脏”抽离成一种中性的示意性符号。

  这种“掩饰机制”,有如下的例证:

  ——例如一般的“脏话”里,Goddamnyou,将它简化成Damnyou之后,它的亵渎特性即大大减低。——例如有些“脏话”可以借着字眼的转移而冲淡,如shit变为shucks、shoot、sherber;fuck变为eff、effing、froth、frig等;cunt变为berkeleyhunt,fuck变为friariuck;cook变为faucet等。

  这种“掩饰机制”,在中文里亦然。举例而言,我们的侵犯性“脏话”里,“操”字被香港人变为“靠”,即是典型的代表,当人们说“我靠”而非“我操”,其意义在程度上已有了极大的差别!

  近代学者曾研究过各国的“脏话”,以英语国家为例,英国及英国中产移民小区,如美国东岸、南非等的脏话较少,美国的西部和边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等,则脏话盛行,学者并认为这是一种“侵犯式国民性”。这当然是一种误见——喜欢讲脏话的国家或地区,并不意味着它的人种或质量即比较低劣,这是文明发展的过程,许多国家地区正处于低等阶段,侵犯性的性别脏话即是低等阶段的表征。

  因此,那个林姓民进党“立委”咒骂陈文茜,像他那种出身的人,从小在脏话堆里长大,现在脏话夺口而出,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真正让人惊讶并失望的乃是:

  ——当他用脏话骂人,而后又断了三颗牙齿,民进党居然对这起脏话风波完全无动于衷;一个社会当政治的效忠与党派意识已凌驾于文明的客观标准,这个社会日益加速向下沉沦殆已注定。

  ——林姓“立委”摔断三颗牙齿后,民进党大老去医院慰问者有之,而群众居然还有人送金牌安慰。这样的反应实在太滑稽了,而就在这种滑稽里,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台湾法西斯化的程度正在加深。如果有个民进党女立委被其他党辱骂,他们一定借机厮闹不休,它旗下的女性主义者也一定大做文章,说不定还会发动什么群众运动,而今被辱骂的是别人,而骂人者是同志,什么是非公理统统都靠边站,这点或许才是台湾真正的悲哀。“团体内效忠”(In-GroupLoyalty)超过客观的公理,这种社会的公理即告荡然,这乃是今日台湾的写照。一个社会不怕“肮脏”,而只怕对“肮脏”失去了自觉,甚至在“政治效忠”下,连“肮脏”也都变成了正当。由林姓“立委”又被慰问,又被送金牌,我们已可预估到每个嘴巴都是垃圾场的日子已不再远了。

点击键盘左右键(← →)快捷翻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