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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同的重要与变革的本质之理解

  ——中国现代化当有之发展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认同”的逐步减弱,与“变革”的逐步扩大。中国社会系统的中心价值已由“整合”取向转为“目的获求”取向。我们发现中国百年来在“权力”与“财富”方面的追求已表现了相当成绩,而中国过去从完整凝一的价值系统则显然在分裂与破碎。中国过去百年的现代化不能说没有正面的成就,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造成之错误与所付出的代价则是过多及太昂贵的。诚然,这一百多年来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学习”过程。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健康的表现,也有病态的表现。我们以为其健康的表现是向外开放、向内反省的精神,其病态的表现则是对外卑屈狂傲,对内迷执失落的精神。我们用“认同”与“变革”二观念来说,一切病态的学习皆源于一方面未了解“认同”在现代化中之重要性;另一方面未了解“变革”在现代化中之本质。因为不了解“认同”之重要性乃有“全盘西化”与全面反传统之论;因为不了解“变革”之本质乃有“中体西用”与“将中西文化截长补短”之论。

  假如过去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之试误过程之经验对我们有所教训的话,那就是不必把“认同”与“变革”观念放在理论的二极地位上,亦即“认同”与“变革”不必是完全冲突的。这我们从一些历史与比较的研究中,也已看到“认同”有时非但不必与“变革”是不相容的,也有时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当一个社会与外界发生接触时,就必然地会产生“认同”与“变革”的问题。柏拉图似乎认为“变革”是应该避免的,外界的影响是应该加以抵拒与控制的。他把“安定”看做是最高之善,此所以蒲柏(Karl Popper)以柏拉图是主张一“封闭系统”的〔注:参 Norton E.Long,“Open and Closed Systems”in R.Barry Farrel, ed,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pp.155166.〕。我们亦可说柏拉图是偏重“认同”而轻“变革”的。亚里士多德的态度则不同,他以为“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亦非必不好的,但“变革”必须与系统之本质或结构相应。亦即亚氏认为在“变革”的过程中是应该保持“认同”的。亚氏认为保持“认同”是维护两样东西,一是他所谓之“宪法”,二是“国家”。任何一种宪法对某些东西是无法消化的,而此则需要设法对宪法加以障护,以保持宪法之完整性〔注:同上注。〕。亚氏以“宪法”之障护为“认同”之本之说法是有启发性的,但其“宪法”之观念(公平之分配原则)却不必与我们上面所说之“文化认同”有太大关系。文化之认同是源于历史传统,此则迹近自然或社会法学派匈牙利学者 Eugen Ehrlich 之“生活律”(living law)之观念。“生活律”是指规约一切社会制度与行为之“内在秩序”〔注:见 Eugen Ehrlich, Fundama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Trans.by W.L.Mol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我们可以说,不同国家可以制定相同的形式的宪法,但不能有类同的“生活律”。中国社会有中国之生活律或历史传统,故中国有特殊之“认同”。下面我们要讨论现代化过程中“认同”之重要与“变革”之本质,以帮助我们对中国现代化之发展之认知。

  (1)变革之本质:中国现代化基本上是中国之社会的变革。中国之社会的变革当然是一多面向的现象,但在基本上则是从一以人力、动物力为基底的农业社会转向为以科学技术为基底的工业社会。在这一个转变中,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皆相应地会发生变化。W.R.Goldschmidt 说:“任何社会皆是一组织之整体(organized entity),故当农业社会接受工业社会之技术后,即会对农业社会之整体产生破坏作用”〔注:W.R.Goldschmidt,“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New Technical Skills”in B.F.Hoselitz ed, The Progres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pp.139ff.〕。亦即当一个农业社会开始工业化后,则其社会模式亦必随之而发生变化,而此种变化可能会有极不可欲的结果。从而一方面想要维护传统,另一方面又想要工业化,乃成为不可能之事。李维认为工业化尽管是偏向于经济面的,但要想把经济面向中之模式严格地限制于经济面,而不向其他如政治等面渗透是不可能的。此即因一个社会中之各种结构有其相关性的〔注:M.Levy Jr.The Structive of Socie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p.122123.一位研究工业化的专家,Wibert Moorte 指出日本想在工厂系统中维持传统的家庭组织之模式,此在一短时间中可以,但长期则有困难。See Moo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bor,(E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1.)pp.3031.〕。中国自同光年间之洋务运动“开铁矿、制船炮”起,即已自觉与不自觉地进入了工业化的道路上去,而以后中国之社会结构、价值等亦逐渐地为一工业性的复杂体(industrial complex)所侵蚀、改变、破坏。张之洞之主张师西方之技或西方之“用”,但结果中国之“体”亦渐次被突破。此现象在今日即三尺童子亦可以体认到。我们上面所说,主要在说明中国现代化一旦开始以后,“有些”传统之“体”(好的与坏的)必无法障护。上面李维所谓现代化是一“普通的社会溶解剂”之意义亦即在此。而这亦是我们了解社会“变革”之本质的第一义。了解此第一义后,则我们可以进一层了解新文化运动之批判传统对中国现代化有其正面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立即补充,当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并不意谓中国之“现代”社会将必然与西方之现代社会完全面肖神似。重视此种必然性者乃“科技之命定主义”〔注:此可以 William Ogburn 之理论为代表。See Ogburn, Social Change (N.Y:Viking Press 1932).〕,亦即对人类之演化过程抱持一单元直线(unilinear)的看法,而此皆非我们所能同意〔注:评“科技命定主义”者可看前引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书。评单元直线式之演化观者,可参 B.F.Hoselitz,“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Social Values & Thought Patterns”in G.Zollschan & W.Hirsch eds, Exploration in Social Change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64)pp.673693.〕。我们相信科技对社会结构、价值、思想模式之影响性与限制性,但我们不相信科技会决定一切。我们亦相信:传统文化与“工业之复杂体”是不能任意加以综合的,亦即我们没有“全部的自由”可以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事物“择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但此不足以说无结合之余地,亦即文化传统在工业化社会中仍可以有其承继性〔注:See C.A.Theodorson, “Acceptanc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Attendant Consequences for the Social Patterns of Non-Western Socieies”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Oct,1953)pp.477484.〕。同时,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之演化是呈多元直线(multi-linear)发展的。我们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开放系统(当然有程度之别),而任何一个社会开始现代化的“起步条件”与基础皆不同,每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亦可不同。日本、德国等社会之现代化动源虽都来自外力之挑激,但皆都保有其特殊之面目;日本自日本,德国自德国〔注:R.Bendix op cit.〕。以此,我们相信中国在现代化之后,亦必保有其特有之面目,而不会与其他社会一样,更不会“化”于西方任何一国。在这里,我们应强调的一点是:“变革”是一生生不断的连续体(continuum)。中国从传统到现代或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是一连续性的行为〔注:此理在拙著《从传统到现代》中曾评论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概念世界中可以是一绝对性的结构,在经验世界中,则二者皆是相对性的结构,亦即世间找不到绝对的现代社会或绝对的传统社会〔注:参 G.A.Almond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in Almond & J.S.Coleman (eds.)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564.〕。打破传统与现代的“概念上的两极化”是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化或中国之社会的“变革”的重要锁钥。

  (2)认同之重要性:我们讲认同之重要主要是指“传统”在中国现代化中之功能。传统在中国现代化中所产生之功能,从社会学观点说,有“正面”的功能,亦有“负面”的功能。负面的功能是指传统对现代化构成阻力,正面的功能是指传统对现代化构成助力。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指出传统对现代化有负面的功能。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领导人物之由重“认同”而一步步转向重“变革”,亦表示出他们自觉地感到传统为迈向现代之历史包袱与绊脚石。此种观念在“全盘西化”论与中国共产党之全面否定传统之“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彻底。传统对现代化所构成之阻力是社会科学者所耳熟能详的。许多研究或从事“开发”工作者,往往把传统看做是一“剩余之变数”(residual variable),即把传统用作解释许多无法解释之“开发的阻力”的因素〔注:此正如无法解释一个人之行为之原因时,便归结之于“人格”之差异一样,而“人格”在心理学中便是最复杂而立说纷纭的研究对象。〕。我们承认许多传统的确是有害现代化之发展的。有些社会的“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企图用魔术、情绪等方法来维护传统,非但不可能,且亦有害。一个社会系统要想全面的保有它的传统、认同,亦即只重“模式维持”,而不作任何的适应、变革,则只有僵化与衰亡。生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指出一百种里有九十种以上的生物皆有倾向于“模式维持”之倾向,其结果是每十二种生物里就有十一种在地球的表面上绝种〔注:Julian Huxley, 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N.Y.Harper,1942.)quoted in K.A.Deutsch “Integra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Implications of Functional Analysis”in P.E.Jacob & J.V.Toscano eds,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N.Y.J.B.Lippincott, 1964).p.186.〕。历史上许多文化的死亡,其可能的原因之一也许即在过分强化传统、认同而减弱了适应、变革之能力。

  中国有一个极悠久的历史传统,故而中国的认同极强,从而削弱了她的“变革”或现代化的能力〔注:参 Gideon Sjoberg, “Folk & Feudal Societie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Nov.1952)pp.231239 And D.Lockwood”“Japans Response to the West, The Contrast With China”in World Politics Vol, No.1(Oct.1956)pp.3754.〕。故而,只重“认同”,而轻“变革”是一危险的极端。但是,有的人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如“全盘西化”论者,这一极端是轻忽传统,否定“认同”。我们在此借用心理学者 Vaun Woodward 的名词,可以称为“投降的认同”(surrendered identity)〔注:Quoted in E.H.Erikson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in Race Relation: Notes & Oueries”in DAE-DALUS Winter 1966.〕,“投降的认同”,舍己求人;中心飘忽,一无是处。当代对认同问题最有权威性研究的艾立克逊(E.H.Erikson)即指出“认同”对个人与社会之重要性,并说认同包含有“过去”与“未来”之相涵性〔注:同前注。〕。同时,认同基源于历史传统,要想全部舍弃亦不可得。一切“变革”亦必自传统中出来。费孝通先生有一段极饶深意的话,他说:

  “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边改出来。历史的绵续性确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上却并不能避免这些拖住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限制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需步骤。

  “文化的改革必须有步骤、有重点。我们身处在生活中充满了问题,传统文化不能答复我们要求的情况中,不免对一切传统无条件的发生了强烈的反感,否定传统的情感。这情感固然是促进社会去改革文化的动力,但是也可以使改革的步骤混乱而阻碍了改革的效力。”〔注: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51页。〕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知一味盲目地反传统是无用的,更且有害于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的。不宁唯是,现在有些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已经从经验的比较的研究中发现,传统非必皆有碍现代化,传统之是否为现代化之阻力主要还是看原来传统之性质〔注:参 D.E.Apter, “The Rloe of Traditionalism in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Ghana & Uganda”in World Politics, 12.(Oct.1960),pp.4568.〕,以及传统转换以后之新形式而定〔注:参 R.N.Bellah,“Religious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in Turkey & Japan”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4(July 1958).pp.115.〕。由此,我们还应进一步理解:所谓传统也者,只是我们对过去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事物思想的一个统称。其实,型塑一个民族之“认同”的传统是一包罗许多不同甚且相互冲突的质素,此犹之乎型塑一个人“人格”的因素是多种的、并常冲突的一样。传统严格说来是许多“次传统”(sub-tradition)组成的综合体,各个“次传统”未必都相涵相濡。当一个传统因受外力挑激而发生回应时,各个“次传统”不必与传统(或主传统)共存同亡,它们大可有不同的命运;有的死亡、衰落,有的则生存,且能继续成长。华德(Robert E.Ward)在研究日本的现代化中发现,有些传统的质素(我们不妨称为“次传统”)与现代的制度与意识不是“敌对性”的(antagonistic),而是有“共生性的”(symbiotic)。这些具有“共生性”的质素则不但未阻碍日本之现代化,且强化了日本的现代化。华德把这种“传统的”与“现代的”可以相辅相成的东西,称之为“互以为力的双元体”(reinforcing dualism)。他曾举例说: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一传统的遗物,但他却为日本的政治社会提供了一“认同”之对象,既使日本在政治现代化运动中得以顺遂地完成〔注:R.E.Ward, “Japan: The Continuity of Modernization”in L.W.Pye & Sindey Verba.(eds),Political Culture &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中国自秦汉以来, 尽管儒家的思想占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的主要地位,但中国两千年来之传统最简单的说还包括有道、佛两种思想。而即使克就儒家传统来说,亦未始不可说包括许多“次传统”(对整个中国之传统言,则为“次次传统”)。有些“次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大可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安苏之机会,甚且还可成为强化中国现代化之动力。事实上,儒家中之民本思想即构成中山先生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源头活水〔注:参拙著《中国民本思想之史底发展》(台北,嘉新文化基金会,1964年)。〕。我们还应补充的是:所谓“传统”当然主要是指一组具有相关性的历史事物、思想之整体,但这并非指每样历史事物、思想皆紧密相扣,成为一完整的“结构体”。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中,皆含有一些缺少“结构性”的事物、思想,而这些事物、思想之游移性、独立性极高。因此,我们说“任何社会皆是一组织之整体”,并不能说一动即百动,即使动亦可有不同程度之动。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经验都在证明此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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