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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暂且搁置德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社会学研究所的代表性人物――格吕恩堡和埃克特――之间的争论。显而易见,他们心照不宣的是,即使对那些功成名就的学者来说,“实践利益(practical interest)的至高‘价值’”决定着“文化研究领域中有组织的思想行为所选取的方向”(韦伯语),因而富有成果的相互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科隆的社会研究所遇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的时候,它的包容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也会变成沉默抵抗,就算这些代表性人物只是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和格吕恩堡,就算他们已经从众人尊敬的教授们那里学会了按照规矩从事他们的学术研究,情况照例如此。

  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教授们可能会公开指出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差别,他们还能指望确立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他们的某些观点还可以被他们的同行视为“科学的”。相反,对于一个投身于社会主义的教授来说,这个范围在大多数教授看来则要狭小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格吕恩堡不想地通过费利克斯•韦尔认为可能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中赢得“背地里的”尊敬;他也不愿意像马克斯•韦伯希望的那样去公开地讨论问题。相反,格吕恩堡所做的就是充满自信地向那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些要求自然也是提供给其他学者的,希望他们不要外在地将他们的世界观当成衡量学术严肃性的标准。

  格吕恩堡的自信是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培养起来的。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共产主义立场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有一定的势力。这种自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属于学术专业领域,社会改良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几十年来在这个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个领域中,19世纪中期以来就存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尽管他们必须不断地进行争取承认的斗争。直到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体系,并且要求对这一理论的探讨不应仅限于学术圈子,而且要把这种理论作为信条和指南推广到“下层人民”中去,才算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一战之后,社会民主党党员身份就不再是阻挠拿政府俸禄的限制条件(Berufsverbot)了。但是这种有身份的学者仍然注定要当局外人,注定要忍受同行的敌意。

  当格吕恩堡公开承认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那不过是对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与这种意识形态截然相反,从来没有超出过中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范围。同样,对格吕恩堡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起着准则作用的观念,但是他的实际研究工作却与这种观念相反,也从来没有超出历史方法的边界。在他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献》第一期所写的前言中, 他认为1910年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当时这一点是信奉历史方法、代表了普遍观点的学者们所否定的。《文献》杂志作为专业理论期刊,服务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格吕恩堡曾经致信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监”考茨基,希望他能参与该杂志的工作。为了避免让考茨基产生《文献》杂志是在同他对着干的印象,格吕恩堡特别强调他不会涉及对工人运动领导问题的理论专题探讨,而只涉及运动及其理论的历史。尽管《文献》为卢卡奇和柯尔施这样的撰稿人辟出了地盘,在1923年发表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但是其总的态度无非是历史学家的态度,就是去探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使得这个杂志的研究课题像文本批评那样十分繁琐。格吕恩堡对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认,在正确的方向上提供了对抗偏见的反偏见,从而使专家们在将其他课题视为当然的同时,还有可能以同样的审慎态度对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课题。

  研究所就是《文献》杂志的一面镜子:这个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就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史及其批判。它为此类研究创造条件。它自己从事这样的研究,而且也支持其他学者从事这样的研究。

  它所具备的便利条件在一开始就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这里有一个专业图书馆,1928年的时候馆藏已近37,000册图书,340种学术期刊和37种德国及国外报纸。它在同一年还已经具备一个可供5,000人使用的大阅览室。据波洛克发表于1930年的一篇介绍研究所的文章,这里还有一个档案馆,“收藏着很多文献材料,这些文献涉及1918年革命的历史、涉及对随后几年的工人运动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们在今天的同类材料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档案馆还收藏有“不计其数的小册子、招贴、请愿书、传单、汇报材料、通信和照片”。 研究所还为机构成员和博士生设有18个小办公室——研究所给其中一些博士生授予学位。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符合该所所长的意识形态和研究兴趣。弗里德利希•波洛克和亨利耶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是格吕恩堡的两位助手。波洛克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格吕恩堡未赴任之前担任过研究所的临时主任。格吕恩堡邀请他为合作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时,他立即同意。格罗斯曼1926年加入研究所,也是应格吕恩堡之邀,担任合作研究员。格罗斯曼1881年生于克拉劳,是一个犹太矿主的儿子。格罗斯曼在维也纳学学习过一段时间法律和政治科学之后,成为了格吕恩堡的学生。在一战后期,由于重新划分波兰,格罗斯曼被迫成了波兰公民,因此他不得不放弃他在维也纳的博士后研究计划和他在维也纳的事业,转而接受华沙中央统计局的任命。最后,他在华沙成为经济史、经济政策和统计学的教授。 但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他1925年失去了教授职位。

  真正算得上研究所第一批助手的人还有罗泽•魏特夫,她担任图书管理员。她和格拉赫的前助手理查德•左尔格,以及左尔格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左尔格一起工作,直到左尔格夫妇俩1924年10月突然消失。后来才知道左尔格成了苏联的间谍。左尔格和他妻子后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合作研究员在莫斯科重新出现。1925年罗泽•魏特夫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也成为了研究所的正式合作研究员。在研究所筹建时期,韦尔和格拉赫曾经邀请他帮助研究所。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曾是漂鸟协会(Wandervogel) 的积极分子,后来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表现积极,再后来从1921年起加入共产党。1920到1921年间他和柯尔施一起执教于Schloss Tinz的无产阶级成人教育中心,从那时起,他就和柯尔施认识了,而且积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工人教育”。他既关心社会学,也对中国研究感兴趣,而且致力于社会主义教育。这些都很合格吕恩堡的心意。1933年以前在“社会研究所丛书”中出版著作的作者们,都是这个由前面提到的助手们所组成的团体的成员:格罗斯曼,《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规律及其崩溃》(1929);波洛克,《苏联计划经济中的实验,1917-1927》(1929);魏特夫,《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31)。 

  这个团体中与研究所保持联系的其他人很难一一详细列举。他们中有博士生和奖学金获得者(有些后来还成为了研究所长期的合作人员),也有为《文献》撰写评论的研究所的支持者。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 Mandelbaum)和希尔德•魏斯(Hilde Weiss)是从格吕恩堡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他们俩同研究所及那份刊物的工作关系一直保持到1930年代。他们的论文分别是:《1895年至1914年帝国主义问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的探讨》和《阿贝与福特:资本主义乌托邦》 ;1927年,保罗•马辛(Paul Massing)、朱莉安•库姆佩尔茨和海因茨•朗格汉斯(Heinz Langerhans)来到研究所撰写他们的学位论文。他们的论题都集中在社会主义史、工人运动史和经济状况史的领域。这些人物在后来――霍克海默时期,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研究所保持着联系。直到1930年代之前,他们要么本人就是共产党员,要么对共产党抱有好感。

  比如说吧,保罗•马辛在法兰克福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19世纪法国土地状况和各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土地规划》, 他后来在1928年成了莫斯科国际土地问题研究所驻柏林联络员,1929年又成了莫斯科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助理。1931年他返回柏林投入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他一度被拘捕到奥兰尼恩堡(Oranienberg)的集中营,后来他逃至法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奔走。在这之后,他1937年到1938年之间还回到过莫斯科,冒着生命危险公开声名和党脱离关系。1940年代期间他又开始在美国为社会学研究所的项目工作。

  朱莉安•库姆佩尔茨是一位犹太工厂主的儿子。他的父亲30岁时移民美国,成了百万富翁,一战之后又回到了德国。库姆佩尔茨从1919年开始担任《对手》(Der Gegner)杂志的编辑,后来成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戏剧”顾问委员会的代表,1929年春访问过苏联,1927年来到研究所的时候他还是《红旗》(Rote Fahne)杂志的编辑之一。他以论文《资本主义土地危机理论:试析美国农业结构的变迁》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研究所大迁移的那段日子,他自始至终都留在研究所当助手,在此期间他最终还是告别了共产主义而变成了一个证券经纪人。

  格吕恩堡在任期间,只有一个例外的人物,他的研究在研究所那些带有统一性的论题中显得与众不同。他就是列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自1926年起,他就一直拿研究所的奖学金,从事他的博士论文《19世纪德国中短篇小说中的社会学》 的写作。这部作品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事实充分证明,它是一部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的作品,在它被写作的时代几乎没几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格吕恩堡之所以欣赏洛文塔尔,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在大学教学之余还积极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其他教育活动(详情见后)。

  研究所在第一次尊重历史、仔细考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筹备工作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也具有象征性,象征了研究所的学术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超然于大学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控制之外。恩格斯将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全部未出版的著作作为遗产全部托付给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或者说全都托付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把这些作品的编辑工作托付给伯恩斯坦、梅林和考茨基等人,却不曾下功夫去系统地、仔细地考订校阅这些作品。他们却不惮于在马恩信件的编辑中大删大改,因此马恩信件的这个版本很不完善。早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员的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在一战前就曾经就当代政治问题参考过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未发表的作品。在倍倍尔的帮助下,他曾编辑过一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20年12月在莫斯科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他认为这所研究院的任务应该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和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发展和传播”。 在与伯恩斯坦联系之后,梁赞诺夫获得了在俄国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权利。

  多亏有法兰克福研究所在其中扮演中介的角色,这一切才能顺利进行。研究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莫斯科研究院之间进行协调,在两者之间起到了政治上的缓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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