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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效应 二

  整个国家依然处于假日之中,人们有大量的时间来看有关可怜的艾曼纽尔的新闻。而白天在沙滩上休息时,莫尔斯和他那些关心政治的家人就一起讨论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人们会因为孩子是安全的而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却他妈的非常生气。”莫尔斯说道,“很抱歉我说了脏话,但是我们真的感觉到被FARC侮辱了。他们怎么能用一个根本不在他们手上的孩子和我们谈判?人们觉得这样实在太过分了。他们打算耍我们到什么时候?”
      莫尔斯特别想做些什么,于是他登录了Facebook。尽管Facebook并没有提供西班牙语的服务,不过在哥伦比亚有很多像莫尔斯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英语也非常熟练。莫尔斯在Facebook上有一个用了一年多的账号,在上面有西班牙语的个人信息,并且拥有很多大学和高中好友。在Facebook上泡着已经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在Facebook的搜索栏输入“FARC”四个字母后按回车却没有任何结果。没有群组、没有活动、没有相关的帖子。而已有的那些群组却都只 关注世界上阳光的一面。当谈到FARC的时候,哥伦比亚人却都是愤怒而又畏缩的,这实在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整个国家都被劫持了,而像这样的状态将会保持几十年。
      莫尔斯花了一整天时间犹豫是否在网上公开讨论这一话题。后来他打算冒一次险,并在4日建立了一个反对FARC的群组。“这就像一种治疗,”他说道,“我必须表达出自己的愤怒。”他在简介中写下了他建立这个群组的目的——站出来反对FARC。他自称是个“电脑迷”,擅长进行图像处理,于是便制作了一个竖着的哥伦比亚国旗的标志作为群组的图标。在图标上面加上了四条标语充满整个画面,每条都比前面一个大——反对绑票、反对谎言、反对杀戮、反对FARC。“我想在人群中怒吼一声,”他解释道,“是时候来和FARC抗争了,现在发生的事情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但是他该如何给这个群组命名呢?在Facebook上人们给群组起的标题大多是诸如“我打赌我能找到100万个讨厌乔治•布什的人”此类。但莫尔斯不喜欢这样的标题,尽管他觉得这100万的想法很好,但是这个标题太幼稚了。有一首著名的西班牙歌曲叫“100万个朋友”。一百万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人?“声音”一词听起来很有味道。于是他决定给群组起名为“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100万个声音”——用西班牙语说就是Un Millon de Voces Contra Las FARC。
      在1月4日午夜过后他建立了这个群组。他将群组设为公开,这样所有的Facebook用户都可以加入。他在Facebook上大约有100个好友,他向所有的好友都发出了邀请。全部做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于是在凌晨三点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九点他查看了这个群组,已经有1500人加入了进来。“哇!”莫尔斯惊讶地叫了出来,这比他所期望的要多得多。那天在沙滩上他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建立了一个群组并希望他们邀请自己的Facebook好友加入。他的家人大多是Facebook的铁杆用户,而且他们也对FARC深恶痛绝。当天下午莫尔斯回家后再看时,群组里已经有4000名成员了。
      “当时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好吧,再也不去沙滩,再也不要出门了。’”他准备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当时的感觉是‘天哪!这就是我要的效果,能建立一个紧密围绕这个主题的坚定群体。’”
      Facebook的群组有一面“墙”,成员们可以在上面发表言论,就像论坛一样可以让很多成员参与发帖讨论。很快莫尔斯就和一些在上面的活跃成员取得了联系,他们交换了即时通讯账号、Skype账号和手机号,这样他们可以在线下联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哥伦比亚人加入这个群组,成员们谈论的话题已经不仅仅是他们对FARC有多么的深恶痛绝,而转变成该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1月6日,也就是群组成立的第二天,群组的页面中有人说现在这个不断壮大的群组应该公开,这得到了成员们的一致同意。当群组的成员达到8000人时,人们在留言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号召“行动起来吧”。
      6日下午晚些时候,他在Facebook上新结识的朋友们,尤其是两个曾电话联系过的朋友劝说莫尔斯,让他提议举行一次游行。于是他在“墙”上发布了这一消息,获得了成员们的一致赞成。莫尔斯在他家楼上的卧室中完成了一项重大决定,准备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反对FARC大游行。时间定在2月4日,也就是群组成立一个月时。而作为一个居住在首都以外的人,莫尔斯坚称这个游行不仅仅要在首都波哥大,也要在全国其他地方进行,其中当然包括他的家乡巴兰基利。
      于是莫尔斯发起了一项名为“反对FARC全国大游行”的活动,并与其合作组织的成员一起参与了进去。很快,从别的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得到了响应。来自迈阿密、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里、洛杉矶、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成员认为需要把这个活动办成一次全球性的大游行。莫尔斯尚未意识到居住在哥伦比亚以外的人会加入到这个群组中来。这些哥伦比亚的移民通常也呆在Facebook上来和自己家乡的人保持联系。他们也想参与进来,于是这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示威游行。
      最终这成了一场由互联网世界推动的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活动。2月4日,据估计在哥伦比亚近百座城市里有1000万人参与了反对FARC的游行,另外在全世界各个城市还有近200万人参与了游行。而这次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大范围的示威游行仅仅起源于一位沮丧的年轻人在自家卧室里向Facebook发布的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
      Facebook的新奇特性帮助莫尔斯的游行获得了整个哥伦比亚的关注。通过几百个正在使用Facebook的人,其实并不能影响到普通大众。当报刊媒体开始报道即将进行的游行时,他们的重心主要集中在Facebook这一陌生的美国舶来品和那些被报纸电视广播报道的“Facebook小鬼”。尽管莫尔斯和大部分那些与他合作组织游行的人才30岁出头,而整个国家也才刚刚意识到FARC并不能吓倒这些年轻人。
      这个群组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们的行为主旨和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贝的任务是相通的。自从2002年竞选成功后,他把对FARC的斗争当作他任职期内的第一要务。当他和哥伦比亚当局发现了Facebook上的异动时,他们全力推动此事的发生。一、两周后当地军队长官开始为莫尔斯提供三名保镖和一辆车,供他使用到2月4日。各地的市长、市政府和游行志愿者们通力合作,为游行大开方便之门。
      而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如此多的哥伦比亚人以实名加入了这个群组。到了游行当天,群组成员数达到了350000人。尽管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恐惧与恫吓之中,Facebook中庞大的用户人数使哥伦比亚的年轻人勇敢地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
      即使电视新闻已经开始密切跟踪报道这一事件,Facebook依然处于整个事件的核心。“Facebook就是我们的总部,”莫尔斯说道,“它就是报纸,就是司令部、实验室——满足你的一切需求。Facebook随时提供需要的服务,直到整个事件结束。”
      莫尔斯自愿参与协调巴兰基利当地的游行。期望参与的人数是5万人,实际上露面的只有3万人,大约是城市人口的15%。他们站满了城里的十个街区。入夜之后,莫尔斯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他所建立的群组的一致意见。这份声明被拉美国家的所有电视台转播。甚至有远在迪拜、悉尼、东京的人都参与了游行。当地的电视台采访参与游行的一位妇女时,问她是否被FARC伤害过,她是这样回答的:“是的,我被伤害过,因为我是哥伦比亚人。”莫尔斯和他的群组成员们成功发泄出了国民心中的压抑。
      在乌里贝总统施压大大削弱FARC势力的时候,此次游行是哥伦比亚人以自己的方式对FARC进行了反击。有征兆显示游击队察觉到了即将进行的游行,在游行举行的前一个周六他们发表声明称将会释放3名人质和所有的哥伦比亚议员,做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 2008年7月英格里德•贝当古和其他14名人质在一次哥伦比亚政府军的突击行动中获救。在后来的访谈中她回忆2月4日和FARC的绑匪一起听收音机时的情况。她说当她听到游行的人们一遍遍整齐地喊着“反对FARC!我们要自由!自由!”的时候,她被深深感动了。而游击队的人则明显难以忍受,于是关上了收音机。这些是后来在2008年末,奥斯卡•莫尔斯和我在曼哈顿的一间咖啡厅里聊天时跟我说的。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声音哽咽,热泪盈眶。他的群组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使他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声誉。但是他建立“反对FARC的100万个声音”时获得的信仰和思考延续至今。而现在他打算将毕生加入到反对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事业中去。
      尽管Facebook并没有被设计成一种政治工具,而他的创始人们早前已经发现了Facebook所具有的独特潜能。2004年Facebook刚在哈佛大学上线一个礼拜,就有学生开始通过将自己的个人照片换成包含政治格言的文字图片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人们使用它来表达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covitz)如是说,“甚至他们对于学校的不满也要表达出来。”人们从一开始直觉地认识到,如果他们在互联网世界中仍然能够表现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性格特点,那么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将是在网上对每天发生的事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而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则认为“哥伦比亚的此次事件是政府管理方式改变的风向标——展现出政治组织能够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这些事情真正能影响到每个人的民主自由诉求,这也是政府需要努力达成的……在15年内,也许这样的事情在哥伦比亚每天都会上演。”
      而现在,在莫尔斯的行动成功两年以后,我们可以发现由Facebook助力的激进活动出现在Facebook能够到达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Facebook和Twitter在2009年伊朗大选后的反对风潮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正如《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汤姆•弗雷德曼(Tom Friedma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直生存在拥有全部国家资源的极权政权和拥有所有伊斯兰教资源的穆斯林教派的夹缝中的温和派,首次拥有了展现他们自己力量的舞台——网络。”落选的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 Hussein Moussavi)在Facebook上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该什么时候去走上街头。当一位年轻女孩在抗议过程中被射杀时,人们在Facebook上发布了她被杀害的视频,然后被分享到世界上各个角落,后来其成为伊朗政府镇压的象征。而陷入被动境地的伊朗政府多次努力封禁Facebook,但由于Facebook的应用太广泛而很难实现。
      为什么反对FARC的行动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从卧室里的一个人发展到街头的数百万人,而这个过程又是如此的迅速?为什么Facebook变成了一个如此有效的政治组织工具?其创始人扎克伯格是如何在公司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而Facebook又是如何凭借其优秀品质成为全世界上亿人每天都要登录的网站?这本书剩下的部分将会探讨这些问题,而很多答案则存在于一系列的现象之中,我把它们称作Facebook效应。
      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Facebook将用户引入了全新的社会交际效应之中。Facebook效应发生在人和人的相互联系之中。这些联系通常是意外的,可以是关于相同的体验、爱好、问题或目标。其形式可大可小——从一个群组中的两三个朋友到一个家族,或像哥伦比亚那样的上百万人。Facebook的各项功能使信息如病毒般传播。在Facebook上人们的想法能够轻易在各个群组间飞速传递,使所有人几乎同时了解到那些事情。信息也可以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像病毒或模仿基因那样。你可以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向别人传递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反对FARC的100万个声音”能从它诞生的第一夜起就成长得如此迅速。
      任何加入这一群组的人只不过是表达出这样的观点——“是的,我反对FARC。”新成员加入的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说“把这些消息发送给我的朋友,”他们仅仅是加入了这个群组。但是在一个人加入的时候,Facebook会把这个消息发布到此人所有朋友的新闻源中。于是当他们也加入的时候,Facebook会把消息告诉他们的朋友。像莫尔斯的反FARC运动就是利用了一种潜在的需求或欲望,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扩散开,使得这样的群组在一夜之间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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