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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务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般的,社会(结构)变迁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价值观在内的整体的、全面的、综合性转型与变迁。这就是说,社会变迁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经济结构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一方面,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实践的推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是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社会变迁往往以经济结构变迁为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变迁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又是社会结构其他组成部分发生变革的动因和基础,社会结构始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我们必须从经济结构角度探讨社会结构变迁问题。

 

一、服务与经济结构的变迁

经济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组成、构造和运行机制,不同的学科对于经济结构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不同的类型。例如,按所有制形式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等结构形式;按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可以分为产业结构(即农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之间的构成)、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关系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形式、消费水平等关系)、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劳动人口在不同产业中的分布)等[1];按经济结构所包含的范围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国民经济中的生产结构、需求结构以及就业结构)、部门结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

但是,这些经济结构总要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而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互适应。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各组成部分必须能够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起到积极效果,有效地利用本国人、财、物和自然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而为社会变迁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推论,在服务型社会中,经济结构必须以服务为核心,通过服务调整各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关系,以便更好地体现着服务的元素。尤其当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否则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结构的变革有其客观必然性。作为社会生产力形式的服务内在地要求人们对阻碍服务的各种经济因素进行调整与变革,这就使得经济结构朝着更加有利于服务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以服务为标准的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主体部分,产业结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结构的代名词,它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因为产业结构的变革体现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也体现着人们对经济与社会控制力量的增强。随着以各自产业发展动因而形成的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为主导发展动因而形成的产业结构的转变,服务型种植业、服务型制造业以及服务型服务业形成了新的结构形式,由此生产方式也实现了由各自独立的发展存在动因向以服务为发展动因的转变,整个社会的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也随之发生变化,使得整个社会不断向前推进。为此,本书着重研究由于服务以及服务型社会的兴起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问题。

 

二、服务与生产力的变迁

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影响经济社会变迁的因素很多,既有生产方式的因素,也有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起着关键性作用,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然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表明,不同的时代以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及其展开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生产方式的内涵也日益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种多样。

另外,按照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原理,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尽管在任何社会都作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力要素,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社会生产力的这三个基本要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工具、劳动手段、劳动方式其地位与作用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也许只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某一方面。

从服务的角度看,原始社会主要以天然自然物为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以及劳动手段,生产方式极其简陋,为人所提供的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极其有限,基本上集中在天然的工具、天然的对象之中。农业社会则增加了人造工具,如青铜器以及铁器在农耕中的使用,劳动资料也不再局限于对天然物的采摘,而且还包含着对自然的开垦,劳动成果不仅为自身所独享,也会为社会提供部分剩余产品,因而农业社会的服务范围有所扩大,服务本领也有所扩大。到了工业社会,作为劳动工具的纯粹天然自然物以及一般自然物已经逐渐为人造物所取代,劳动者的劳动越来越借助于人所创造的劳动工具进行,人的因素在社会生产以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大,人类的劳动成果大多数要进行交换与销售,这样,服务的工具已经从自然逐渐转变为人为,服务领域从天然转向人工,服务范围逐渐从有限进入到无限,因而服务的因素会越来越凸显。

到了今天的服务型社会里,劳动者在创造社会生产力过程中进一步摆脱对自然的束缚以及对象物的依赖,而更多地依靠劳动者自身的力量,尤其依靠自身的智力去为自身、为他人、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在这里,服务已经渗透到这种社会类型的一切方面,服务没有范围、没有界限,服务成为这种社会类型的核心。比如,在企业生产以及企业经营领域,服务型社会要求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为他人”提供良好的服务为前提才能取胜。在分工明细的服务型社会里,即使是所谓的制造业或者工业,如果某种产品是一种“中间产品”,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为下一个“中间产品”提供配套,这种“配套”其实就是提供服务;如果某种产品是一种“终端产品”,在它离开了生产环节,进入到流通领域后,终端产品一方面将成为为消费者所服务的手段,另一方面,终端产品生产企业也要为该产品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这样,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进入了不同的“服务”范畴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尤其是服务的方式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服务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从而在这个视角下揭示出社会发展的结构形式、动力系统以及支撑条件,以便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服务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结构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摆脱纯粹的自然形成社会的重要标志。因此,社会结构变迁就表现为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过程。在服务型社会里,服务是社会发展的标准,服务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服务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变迁是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方式,从而不断改变着社会结构内部要素及其组合方式,使得社会结构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因此,社会结构变迁既是适应人类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将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引导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类社会将原来的耕作方式改变为制造方式是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结构转变为工业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同样,将制造的方式转变为服务的方式则是从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的重要方面。服务型社会由此成为那种以服务为主导的社会,那种基于现代服务业兴起之后给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结构带来了深刻转型与结构变迁的社会。因此,服务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主导将直接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手段与方式,创造出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体现人的愿望与要求的社会实践内容,从而改变着社会结构形式,促进社会结构转型。

另一方面,生产力是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总要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是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前提性因素。生产力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变迁历史。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结构变迁与生产力的变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服务型社会里,服务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形态,并成为引起服务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源泉。因此,我们只有从物质生产力因素出发,把服务当成一种现实的生产力类型,才能把握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历史,尤其才能够把握服务型社会的产生渊源,真正理解人类社会尤其是服务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因。为此,我们就把引起社会从工业社会迈进服务型社会的原动力称之为服务,强调服务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促进服务型社会的产生,推动着服务型社会变革发展。

第二,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从社会结构变迁方向上看,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变迁既有符合历史进步与时代发展潮流的变迁,同样也有阻碍历史发展、导致社会瓦解的变迁。因此,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社会结构变迁有着方向性区别。我们把那种体现社会发展趋势的社会结构变迁称之为社会发展。由此形成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以及吉登斯、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变迁思想。

帕森斯就认为,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社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时空条件的转换,它必然要产生结构分化,将整个社会日益分解为各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行动系统。帕森斯认为,社会宏观及微观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各个系统之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关系,导致各个子系统的功能也发生相应变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与变迁[2]。例如,企业作为经济子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以及服务型社会里,其作用并不一致。其中,在前服务型社会里,企业的本质就是生产,就是提供丰富的产品;而在服务型社会里,企业的本质不是生产,企业更多地承担着满足社会服务的功能,企业主要通过自己的活动为社会、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任何一个企业及行动都处于整个社会服务中的一种服务方式、服务形态上,为服务所存在,为服务所发展。

帕森斯认为,正是由于“分化”导致了社会变迁。在这里,“分化”逐渐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内部的均衡,造成子系统之间的紧张,引起社会子系统的瓦解,导致社会的变迁。当然,社会变迁不等于社会进化与社会发展,只有能够导致社会分层的加快,科层制度的实行、市场体制以及法律意识的普遍确立、民主制度的采用以及相应政治文化的认同等变迁的就与社会进化或社会发展一致。反之,就不能称为社会进化或社会发展。

第三,社会结构变迁表现为社会互动,变迁方向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社会互动就是对他人采取行动或对他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戈夫曼把互动看成“若干个体彼此直接在场所产生的相互行为”[3]。在吉登斯看来,社会互动是“我们对周围的人做出行动和予以反应的过程”[4]。从宏观层面上看,社会互动就是社会群体之间通过报酬的追求、欲望的支配而改变着原有的社会结构,促进原有社会结构在时空范围内的转型与变迁。

从服务型社会角度看,群体之间已经从原来的那种相互控制的关系转变为相互依赖、相互服务的关系,这样,互动就成为服务型社会最重要的方面,服务产生了互动,服务推动着互动,服务成为社会互动的重要媒介,服务成为联系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扭结与桥梁,进而推动社会从前服务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转变。按照布劳的看法,社会互动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价值观念的变革,尤其是一套共享价值观的变革。这就是说,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等诸要素中总是包含着反对现行社会结构的成分,或者说,现行的社会结构中总会有一些方面不能满足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发展的要求。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不协调,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与进步。从服务作为服务型社会中一种独特的生产力要素来看,布劳的看法富有见地。



[1]参见柯柏年等《经济学词典》,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版。

[2]有的学者将它翻译为“价值实现”或“价值概括化”,但似乎翻译为“价值泛化”更合理一些。

[3]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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