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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车传说:“老磨坊真相”背后的真相

 

本书第一版自2004年年初问世之后,上述那个“德国磨坊主告国王”的惊天故事,便马上通过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网友评论,而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不胫而走。老实说,这种情形,是真的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从各地读者的反响来看,那篇关于“德国老磨坊故事”的游记,便显然是本书在广大读者群中最受欢迎、最震撼人心的一篇。

但是,在一派的好评声中,实话实说,这个故事,也曾经遭遇到有些读者一阵猛烈的质疑。2007年年初,在本书出版的三年之后,亦即是重庆那宗“中国最牛的钉子户”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有一位读者,突然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德国皇帝与磨坊的真相”的评论。文中,该位读者尖锐地批评我在书中不仅“不动脑子”地去讲述了一个“传说”,而且,我在“张冠李戴”的同时,还歪曲了事实、加添了情节,使整件事情“错得离谱”。到最后,这位读者又断言:我是在“把传说当史实来讲”,而“一扣住史实,则既没有磨坊被野蛮拆迁,老弗里茨(指腓特烈大帝)的法治之功也不那么优秀”,云云。

本来,我是无心与任何人士去打这类“笔墨官司”的。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两点:第一,这个故事并不是我的“无中生有”,而是一个有根有据的、有着众多文献资料记载的著名案例。其中,被法学界公认为最早,也最为可靠的文献记录,便正是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在1912年写的那部《静观室札记》。而我在本书第一版“波茨坦游记”一文里讲述过的,及中国法学界许多专家学者都曾经引用过的那个案例故事,便无一例外,都是源出于此。第二,倘若你将我在书中讲述的那个故事与杨昌济先生用文言文写的“旅德见闻录”细心对照一下的话,那么,你便会不难发现——我的转述,无论是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还是在事情的起因、事态的发展和事件的结局等方面,整体来看,那便都几乎可以说:是绝对地忠实于杨先生的原文。

本来,此事是打算就这样算了。但转念一想:对于这一个在中国法学界流传了将近100年,而百年以来,又从来都未有任何一个专家学者提出过任何异议的著名案例,现在,却开始有一位读者提出了一种毫不客气的批评意见和纠错意见,想来,在这位读者的言之凿凿和振振有词的背后,恐怕也未必会是毫无根据。看来,这里面,或许,也说不定会真的存在着一些鲜为人知的隐情?再认真想想:不管怎样,“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而且,“实事求是”这4个字,本来就是我一生治学的根本原则。而作为一个普法作家,我觉得,为了不使神圣的学术殿堂蒙污,我似乎更加有责任、有义务,去彻底地弄清楚这个问题——如果是我错了,那我就二话不说,坦然认错;如果我确实没错,那我就欣然著文,再将那些追踪事实真相的曲折过程,来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分享。这样处理,亦岂不善哉?

所以,一念及此,便使我心释然。两个月后,恰逢有关方面邀请我去撰写一部关于广州地铁的长篇新闻报道,而我为写好这部工程技术性、政论性都很强的深度报道,又正好要计划去欧洲六国考察一番世界地铁产业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潮流,于是,借此机会,我便在由罗马去巴黎、伦敦的途中,抽空去了趟德国的法兰克福,并找到了两位在当地任教师的德国朋友,请他们帮忙去查对一下那座老磨坊的有关资料。

不幸的是(对我而言),自欧洲返回后不久,一大叠厚厚的德文资料和中文翻译稿,就已经从法兰克福飞越过整个欧亚大陆,而沉甸甸地降落到我的书桌上。打开一篇由德国学者于2003年为庆祝波茨坦那座老磨坊重建十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一看,我极其遗憾地发现:原来,就正如那位读者所指出的那样,那个轰动一时的、关于“德国磨坊主告国王”的经典案例,却竟然不是一宗真的史实,而只是一个“想像”与“史实”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混合体。客观地说:在那个故事里面,是既有一定的史实,也有大量的传说。不过,无可否认,恐怕还是以“传说”的成分居多。

由此看来,我在本书第一版里所讲述的那个故事,便真的是在某些情节上出错了。推而论之,我的资料来源,即杨昌济前辈100年前的旅德见闻,亦岂不会是出了点儿问题?

俗语说得好:“错了就是错了。”在现代最新的德文资料面前,我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故事是出了差错。虽然,恕我直言,批评者的口气是有些尖酸刻薄,但活该,谁叫你真的有把柄让人家捏住了?不过,此时此刻,把这些私人恩怨先抛在一边,我私下以为:广大读者公众最关心的,一定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事实的真相又究竟如何”的问题。因此,为了尽一个作者的责任,下面,就让我本着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来努力梳理一下那些迄今仍然记录残缺的,且与许许多多相隔遥远的、连德国人自己都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而不断添加进去的浪漫传说纠葛在一起的事实真相,来向广大的读者朋友作一个简要的交代、说明。

据我朋友寄来的、由德国学者菲利浦·奥浦曼(Philipp Oppermann)撰写的“无忧宫花园的历史磨坊”一文的介绍,这座在德国声名远播的老磨坊,其背后那些传奇故事的来龙去脉大致上是这样的——1713年,第二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注:近代史上,200多年间德国曾先后产生过勃兰登堡选侯、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三个不同的威廉一世)继腓特烈一世之后,登上了普鲁士国王的王位。就是在他统治的时期(17131740年),波茨坦这个风光如画的小镇,才急速发展成为一个有大量驻军和贵族的行宫型都市。而为了满足人口增多和粮食供应随之飞速增长的需要,于是,在这个小城中要大力兴建一些风力或水力的磨坊,就成为腓特烈·威廉一世必须要考虑的政策之一。

于是,1736年,这位威廉一世,便亲自批准了磨坊主约翰·威廉·加运利兹在加伦山上一处八面来风的地方修建一座风力磨坊的申请。1737年,磨坊建成,并开始投入运营。不过,三年之后,那位在德国历史书上被称为“战士国王”的腓特烈·威廉一世便去世。而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继位之后,便下令在那座大风车磨坊旁边,仿照法国凡尔赛花园的形式来兴建了一座夏宫——桑苏西宫。不料,这座桑苏西宫那堵又高又大的围墙,使它旁边那座老磨坊所得的风力大大减少,进而无法正常转动。于是,磨坊主加运利兹就因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之一的“通风权”,而与腓特烈二世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法律争端,而那个影响深远的“德国磨坊主告国王”的传奇故事,就是由此而开始。

这场官司的过程和结果如何?菲利浦的文章并没有提到。(据另一份德文资料《腓特烈二世时代司法形象一瞥》的记载:174664日,腓特烈二世命令波茨坦“战争与领地法院”审查磨坊主加运利兹对他的申诉,并在命令后附上一份亲笔信,说明:“由于无忧宫用高墙围绕着葡萄园并种植了高树,这确实导致加运利兹的磨坊因为风少而必须停工、还要年年交租……”因此,这位公正的腓特烈二世,面对事实,向法院表示认可了加运利兹的申诉,及批准了加运利兹提出的“要不就减免租金,要不就由国王承担费用,在其他合适的地方建一个新磨坊”的要求。)接着,菲利浦的文章又继续讲道:加运利兹“加倍利用了国王的大度。他自己经营那个由国王出钱兴建的新磨坊,却将无忧宫旁边那座风力微弱的旧磨坊卖给了另一位磨坊主卡勒茨(Kalatz)”,而卡勒茨10年后又把磨坊转卖给了科格(Vogel)。简而言之,18年间,该磨坊换了三个主人。到1781

年的时候,第三任磨坊主科格又再次因“通风权”受损的问题而再一次将那位宽宏大量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告上了法庭。而这一次的结局,是磨坊主再一次赢得了诉讼:“国王承认其权利并从1781年起豁免了他的租金。”

而在这里,关于这位两次被磨坊主告上法庭的腓特烈二世,有些历史背景看来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当这位腓特烈大帝继任为普鲁士国王之后,为改变当时德国的“千年落后”面貌,他便决心去实行一种叫做“开明专制”的统治政策。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就在他在位的46年里,普鲁士就已经悄悄地取得了两项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文明成就——一是教育,二是立法。当时的普鲁士,教师已是最受人尊敬、收入最高的职业,他们一边在传播西欧发明的种种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一边在大力传播英法等邻国的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种子。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普鲁士,已建立起了宪法、刑法、民法、劳工法和行政法等一系列完备的法律体系。而在“开明专制”的政策指导下,当时的德国,甚至可以说比英国更重视工人、农民的权利。因为英国的资本家,大都是一些极端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只是把工厂工人和农村失地农民看作是“两条腿的廉价劳动力”,而腓特烈大帝却始终都认为:“劳工是一项宝贵的国民财富,它的品质会因失业而变坏。”只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福利待遇的工人、农民,才是这个国家富强的保障。而这种“保障”,又必须依靠“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来作保障。因此当时,腓特烈大帝就十分尊重和爱护自己臣民们的权利,而在腓特烈大帝的身体力行之下,普鲁士亦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厉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秀法治传统。

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腓特烈大帝为何会被磨坊主告了两次。而“磨坊主告国王”的故事,为什么只能发生在德国,而绝对不可能产生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1786年,这位以身作则、厉行法治的腓特烈大帝驾崩,而腓特烈·威廉二世成为普鲁士新的国王(注:与那位后来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并非是同一人)。这位新国王登基的第二年(1787年),可能是由于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热爱田园风光,并把这座老磨坊视为无忧宫一个极好的装饰品的缘故吧,这位威廉二世,便命人拆除了那座已经有50年历史并即将要倒塌的老磨坊,并且自掏腰包,请一位荷兰工匠来修建了一座有三层顶楼的荷兰式风磨,并继续出租给磨坊主科格来经营。这座磨坊,便是今天游客所能见到的那座“无忧宫花园里的老磨坊”了。

事实的真相追踪至此时,读者眼中所看到的18世纪德国,便完全是一个法治的德国和几位努力使司法公正的国王。但不知何故,自腓特烈大帝去世后开始,亦即是威廉二世执政之时开始,一个关于“德国国王因不堪忍受大风车的嘎嘎吵声而派兵野蛮拆迁老磨坊,而磨坊主则通过法院的途径去告倒了大国王”的故事传说,便突然开始在西欧的大地上悄悄流传。据现代德国学者的考证:这个不知是因为什么,也不知是出自哪一位文人之手的故事传说,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时,是在1787年(即腓特烈大帝死后的次年)。其最早的文本,也不是以德语的形式,而是以法语的形式,出现在一本匿名作家写作的名为“Vie de Frederic”(《腓特烈传》)的法文传记中。但很快,这个传说故事的德文版本,经过一番“以想像包裹着事实”的改编之后,就“出口转内销”地回到了它的发源地——德国,而且,内容中更加入了一些发生在相隔遥远地方的传说故事,例如,加入了一个关于腓特烈大帝如何受一位狡猾的磨坊主欺骗而去干预法院公正的判决、如何本着一片“为民做主”、“主持正义”的好心却反而办了坏事、将一众坚持正义的法官错误地撤职查办、投入监牢的不幸故事,并将它改编为一个德国法官不畏强权、坚持“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感人故事。

而对于这些改编得面目全非的传说故事,那位新国王威廉二世不仅没有龙颜大怒、怒斥其“失实”,反而从这些传说中找到了很多的乐趣。他认为:这些传说,恰好反映出了他的伯父腓特烈二世是一位“公正”的国王,而且,腓特烈大帝的那句名言:“不能再允许臣民的权利因贵族的专制而受到损害了,因为,臣民的存在和工作,是国家兴盛的最好保障”一语,亦是以形象的方式来表明了腓特烈的历史功绩之一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亦以厉行公正的“法治”来保护臣民的权利。因此,此后历代的普鲁士国王,都非常乐意见到这些传说在德意志诸邦和欧洲流传。

1821年,第三任磨坊主科格的遗孀因磨坊的生意惨淡,而想把它卖给她的邻居——威廉三世。虽然威廉三世冷淡地拒绝了,但1840年,另一位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却主动购买下了这座又残又破的老磨坊,并修葺一新,使它成为无忧宫花园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波茨坦地区当年的40多座大风车磨坊里,便只有这一座,能成为唯一的幸存者而保留了下来。而从这一系列事件中,渐渐地,又产生出了另一段传说,即那段关于德国皇帝写信给磨坊主,并随信赠他6000大元,希望他能好好保存住那座老磨坊,并为德国保存住那一种法治的精神的动人后话。到1871年,那位第一次统一了德意志全境并在法国的凡尔赛镜厅里加冕为德国第一位皇帝的威廉一世,更宣布这座老磨坊为“历史磨坊”,并把它作为一个炫耀历代德国帝王的文治武功,借以鼓吹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和忠君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免费开放给全德国的人民来参观。从此,这座老磨坊的传说,便一代又一代地,开始在全体德国人的集体记忆里流传。

至此,对这个老磨坊故事的真相及其传说的种种来龙去脉,相信读者会开始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此时此刻,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德国朋友在资料搜集方面对我的大力帮助,同时,我更要深深地感谢那位在网上对我提出了尖锐批评的读者。正是由于这位读者的批评,才促使我去进一步查清了整件事情的真相,从而,得以去认识错误和纠正这个在中国法学界流传了将近100年的错误。但是,在郑重地向本书所有的读者道歉之后,我还是想在本书的再版里,将第一版中那个原来的“传说”保留下来。这里面的原因有二。第一,这个故事,虽然在资料考证方面有错,但我却始终认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法学界中那些关心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从而热切地期盼“法治”、推动“法治”的专家学者们(包括我这个小人物)所建的一项“最失败的工程”,而同时,就正如“比萨斜塔”那样,是这些醉心法治的工程师们所犯的一个“最美丽的错误”。第二,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杨昌济前辈的学识人格和道德文章,更从来就没有忖测过杨老先生是否会因想哗众取宠而去乱编故事。我深深怀疑的只是:在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在杨老先生赴德国考察的时候,他从德国当时那些善于迎合统治阶级意志、喜欢伪造历史、改编故事、鼓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忠君爱国主义的学者们口中听到的这个传说,其故事的主角,便早已就符合逻辑地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而悄悄地被改编成了“德国皇帝威廉一世”!

换言之,杨昌济先生当时记录下的这个传说,在当时,便显然被许多德国人和德国学者们也坚定不移地确信为一种“史实”!

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便是“老磨坊故事真相”背后的另一种真相。而今日回首,这一大段传说故事发生、演变的全过程,不也正是另一种非常深刻、非常耐人寻味的“史实”?因此,本文写到这里时,对于有许多读者朋友曾向我质疑过的一个问题:“在德国这样一个曾挑起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国家里,是否可能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一种‘法官独立’、‘司法公正’而民众则‘有事情就找法院’的优秀法治传统?”对于这一个问题,我相信,凡是耐心读完了这两篇“老磨坊故事”的读者,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事实。”因为,正如英国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他那部著名的《世界史纲》里说过的那句名言那样:“普鲁士化了的德意志,是西欧最新同时也是最陈旧的事物。它是那个时代里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国家。”而要详尽地解说这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那看来,便远远地超出了本书既定的话题之外了。不过此时,最令我欣慰的,是一位专业的法律学人在网上的感言。他原来对我写的那个“老磨坊故事”也有许多尖锐的质疑,但当他弄清楚那些错综复杂的“史实”与“传说”,并终于学会了“跳出法律来看历史”之后,他便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则这样的感想:“游人(尤其是学习法律之人)到波茨坦旅游不观看此磨坊,则终生遗憾矣。”

我将他这句发自内心的共鸣,视作是对我这本小书一种极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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