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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信仰的建立

无论从字面还是实质看,问题与主义之争,都是时代的产物,它表达了对社会发展和变革过程中复杂性的新敏感和对应追求目标的新幻想。但这个争论实质上是中国人自19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政策争论的变相延续,也是他们从1919年夏天到1949年革命这30年间一直关注的问题,而且在1949年革命这个划时代的事变以来这几十年,这个问题还以更严厉的强制方式介入了公众生活。

简单说,问题在于,政府事务是由“内行”还是“外行”管理才最好。所谓内行,是指对自己所处理的问题能理解其本质而以此为生的人;而外行,则是指其理解来自观察、分析并能适当运用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这两者显然有区别。一方面,认为必须有所作为的人,受一种狂热的主观主义激励,而其知识细究起来最终是一个信仰问题或意识形态主张;另一方面,那些声称天生就能保持冷静客观(无论真假)的人,对所有问题所作的批判检验,最终依赖的不是信仰而是经验,是理性算计和知识技能的权威。这并不意味着,“内行”忽视技能的重要性,或“外行”对任何超越现实问题的意图无动于衷。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一个影响了知识分子对自己角色特征的看法,另一个形成了将被采纳的战略以便罗致更多追随者。

信仰的灌输需要方法,需要设计一种方法以激发民众的参与意识,使他们对一般情势容易做出反应。与新文化自由主义者以问题为中心、以个人为中心的主张相反,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在培养群众主动介入社会情势的意识——这是对李大钊假定的必须从“少年中国”与乡村生活的同情交流中产生经验的回应。在某些方面,李大钊期望的意识形态风格及时地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性。他坚持认为,必须教育大众,意识到社会问题是发现适当解决方法的前提条件,或者,就他而言,认识到列宁主义党的主要作用就是向工人阶级逐渐灌输“无产阶级意识”。然而,毛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后来一个更重要的发展是灌输的方式,这种灌输方式预示着群众路线的战略动力,即:教育人民和向人民学习是同一辨证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这里,民粹主义某些方面最激进的判断是,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吸引力,或对流传下来的社会理想主义的模式,能给予最明显的回应,这种社会理想主义非常关心孟子的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而它要保持对“民心”的尊重。

这个比较必须马上给予限定。如果不具有充分的想象力,就不可能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塞进儒学遗产,或在儒学遗产中读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含义。共产主义理论断定,正如儒家从未如此认为,教与学的过程是一个进步的运动,这种运动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能达到一个可以预言的历史目标。共产主义理论规定、而且共产主义社会战略设计也要导致:阶级斗争要成为这一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成为整个统治事务的一个基本方面,这对于追求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儒家理想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而且意义极为深远的背离。儒家精英是高级文化自我意识的承担者;而且,当其出仕时,至少在理论上是维护帝国利益的工具。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承担者和激活大众的催化剂,相应的也就具有更广泛的功能,那就是维护中心或革命的权威。

也许有争议的是,不管手段如何多样,政治统治在任何地方总要落实到试图平衡竞争双方的政治利益,以维护现存政权的权力。旧政权下的中国,这个目的就是要在保持世袭统治家族的权力代代相传不致旁落的同时,维持社会的平衡,以保证非世袭统治阶层的精英地位。儒家官僚不得不在下述对立的两方面保持平衡:一方面是他为之效力的帝国统治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主持的对这种要求做出反应的司法裁判的能力或意志。他不得不在既要调解地方事务,又要避免无效干预的政治风险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他进而不得不在下述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一个是脆弱的有条件承认的帝国权威;一个是他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观念,或由他体现的道德社会共同幻想的绝对权威。

因此,从制度和行为层面上来比较,儒家的中国和共产主义的中国很相似,在新旧两种制度之间还是有一种基本的和谐,事实上,不管是儒家还是社会主义,都把国家理想化地设想为一个信仰的社会。两者都相信,人性的共性要大于个性;因此,政府在其行为中,在敦促人有所作为或有所变化中,就要承担一个道德事业的角色,两者都和它自己所规定的社会的善相一致。而且,政府权威的行使——至少在理论上——更多要依靠榜样和说服,而不是靠强制。最后的分析是,这两种制度中,领袖的责任心都被看做“善”的最佳体现——就是说,那些具有道德内省的人,那些通过意识形态训练的人,在任何可能遇到的问题中,都能敏感地觉察人的因素、社会因素,并从意识形态上把他们自己托付给实践。这种逐渐发展的革命同一性的特征,在写于1939年的一个党的小册子的语言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它的目的是要传达一个理想党员形象的新推论:

 

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8

 

因此对于刘少奇来说,他1939年夏天在延安所作的著名演讲,用传统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修养的语言,用毫不客气地取自儒家的格言警句,9 来描述如何成为一个优秀共产主义者这一任务,而且援引宋代儒家改革家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加以强调,也就没有什么不协调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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