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频道 > 图书连载 > 文化类> 历史>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 共产主义的传播
  • 双击滚屏
  • (1最快,10最慢)

共产主义的传播

1917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评论了几星期前发生的俄国革命。他主要关心俄国事变可能会影响欧洲战争的进程和最后和平的形成。然而,他把这些看法放在人类道德进步的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此次欧战之原因结果,固甚复杂,而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消长,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消长,关系此战乃至巨焉……俄罗斯之革命,徒非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9

当然,陈的评论所受启发,来自导致在彼得格勒建立了温和自由主义临时政府的那致命一击;4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仍然远远超出了陈的预见。对于他本人,还要整整三年才能完成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变”。“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组织原则,及时地给陈独秀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以深远的影响。历史学家仍然在争论这几个原则对中国组织化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然而,无可争议的是,俄国革命是人道主义的胜利,这一事实与他们自己最近的失望,与欧洲自我毁灭的景象,形成令人吃惊的对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一种期待意识、一种希望,中国革命未能实现的理想现在可以找到历史依据了。

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荣誉要归于北大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陈我们已经涉及,李我们还将不时简略提及。他们两人的性格和脾气截然不同:一个善辩好斗,出语尖刻辛辣;另一个温文尔雅,颇有君子之风。他们从不同的方向逐渐信仰世界革命,而且尽管所走道路类似,但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陈独秀年长十岁,就时间而言,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点晚。然而他成为第一个著名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物,被党推举为第一位领导人,党早期第一次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第一个伟大的背教者──尽管他内心从未怀疑最初的理想。

为了更好地理解陈独秀终生信守的理想的性质和李大钊鼓吹的马克思主义前提的含义,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要点作一简短评述,应记住,下边的概括有可能忽略某些精微和模糊的内容,正是这些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具备了丰富、尖锐甚至费解的特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阐述了经济(或唯物主义)决定论,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国际主义。人类动机被解释为集体意识的表现,集体意识则决定于物质因素,或更特殊一些,决定于经济的/社会的阶级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来自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历史的动力是不可避免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一个阶级掌握生产工具因而也控制了匮乏经济中财富所产出的利润;另一个阶级用劳动创造了经济价值──即财富──但谁享有这财富取决于剥削阶级的自身利益。在现代西方,马克思思想的原初含义即他所关注的焦点,表现为资本-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方式所产生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影响到当代公共和私人文化的各个方面:所有社会和政治机构,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行为准则,所有道德、审美或伦理判断标准,都是资产阶级建立或确证它自己的自我形象和维护其权威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独特的组织化要求,无产阶级作为劳动着的阶级前所未有地不但与其劳动条件,而且与其劳动产品相疏离,因而也与它自己的人性的实现相背离。

然而,这种情况既不固定也不稳定。合乎辩证法的经济/社会对抗是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这导致并保证了新对立关系的出现。这样,在经济条件上的反应,便是资产阶级实际上既然不能最终控制整个经济条件,那么为了它自己的生存,工业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就必然越来越少,而其财富和权力却越来越集中;相应的,无产阶级则数量日益增大,更加贫困,从而达到了改变其命运的时刻。马克思相信,当无产阶级自发地理解了它的阶级利益,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掌握了工业生产的控制权时,这个时刻就会到来,或者很快会到来。随后将发生的是,共同利益和同一性将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不会像资产阶级所犯的时代性错误那样把工人阶级按国家分成英国工人、法国工人或德国工人。用《共产党宣言》的豪言壮语说,“工人阶级无祖国”。

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胜利并不简单地标志着继续发展的阶级斗争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新剥削阶级的衰亡同时也将导致其社会对立面的灭亡。这毋宁说是历史终结的信号,是构成人类进步记录的主人与奴隶之间古老战争终结的信号。按马克思的观点,这个千年盛世的瞻望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工业主义的自身性质,野蛮的非人性越达于极端,前所未有的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就越荒谬。这样,生产能力第一次超越了所有传统经济体制所限定的需求。一旦生产阶级即无产阶级,自己确定掌握了生产工具,先前如何确定并实施不公正分配稀缺资源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管理丰富物质的平等分配的问题;用恩格斯的话说,“对物的管理取代了对人的统治”。然而,所有机械装置都是人的独创发明,但这种独创性受社会需求的刺激,而这种需求又强迫人接受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信条──国家,法律,神学宗教和教士教条,习俗要求──这种不平等信条必须从地球上消灭。然后,人类将获得他们真正的人性,具备一种名副其实的自我意识。

不难想象这种设想为何会吸引中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承诺的现代性只有好处而没有中国人一直忧虑的社会不公正。它所确定的历史方向是一个“西化”的乌托邦,同时又对西方现存价值的政治和道德基础做出了详细而高度批判性的分析。它强调其理论的科学性,解释社会动力的精确和无可辩驳有如描述物理现象。而在对工人社会地位的冷静解释下面,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一种充满激情的人道主义。

但是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改良派和激进派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马克思曾一再表示,“我们为世界提出的新原则超出了世界自己的原则”,10的确,马克思的理论富于雄辩,但他的力量的大部分来自已经出现在欧洲的思想资源。但中国人并没有动摇这样的认识: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和最终完成的理论所依据的社会历史,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并不相关;它所判断的社会对抗,至少在他们应用于中国时是极为怀疑的。如果工业主义创造的经济条件最终将导致社会不公的消灭,这对那些仍然处在巨大的农业、前工业经济压迫下的人民,至多是一个遥远的希望。如果拯救历史的代表是工业无产阶级,那么,社会成员,甚至城市中分散的小规模手艺人行会的成员,在具有压倒优势的“工业”组织面前如何生存,如何从这一事实得出令人安慰的结论?最后,具有决定性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方向与改良派的愿望相反,他们希望在中国人民中形成一种大体是反传统的公民责任和民族统一的意识。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困难由于列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被克服,这种修正使马克思主义更适用于与西欧情况不同的其他地方。列宁主义最重要的修正是关于革命政党的理论,这个“先锋队”由以革命为职业的个人组成,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并不“必然地”都是无产者,先锋队的责任是唤起无产阶级完成其革命任务。经典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刚性的决定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宽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不再完全依赖天然的、自发的甚至不可预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即意识到它自己的远大眼光、能力和使命。因此要建立一个革命精英集团,以公开承担鼓动革命变革的重任;同时,首先要摆脱这个概念,即无产阶级性根本上是无产阶级自己思想的表达;相反,它已经变成了独立于其阶级出身的革命态度。

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党的观念,是列宁对一系列因素的反应:激进派试图在沙俄帝国晚期的高压环境下进行斗争;国家政治经济的濒于崩溃;俄国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微不足道;撇开无产阶级自身不说,可怕的是,工人阶级从未超越列宁轻蔑地称之为“工会意识”的水平。而且,列宁始终坚持认为,只有在工业化的西方,无产阶级在大部分地区的起义成功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才可能成功。马克思如果不是允诺,也曾暗示过这样一种事件逼近的危险。但从马克思去世后的几十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把欧洲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国际的失败原因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议员在1914年可怕的夏天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同事一起投票赞成战争,信任他们所代表的国民议会。仍在流放中的列宁,在他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中,谈到这个不幸的事态,他雄辩而又详细地阐述了这一隐含于马克思本人思想中后来被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发展深化了的观点。列宁论证说,欧洲资本主义没有在自己的重压下崩溃,是因为它通过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机构,把世界其他地方纳入到自己的经济体系中,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列宁认为这正是战争的焦点所在。因此,为了使那些工业高度发展国家的资本主义加速灭亡,必须斩断这一制度对殖民地所提供的资源、市场、金融资本投资机会的依赖,正是这些,才使它得以延长其生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必须由非欧世界的反帝民族主义力量去推动,甚至要以建立与民族资产阶级或原始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代价,因为与新生的工人阶级的情况相比,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更为发达,或者更为敏感、更易激动。

这些思想,原是列宁在革命前流放生涯的最后几年间理论思考的结果,现在成了苏维埃和第三国际20年代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政策的基础,成了孙中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辩护词。然而,1921年党成立时,积极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仍然是极少数,就在这少数人中,仍有持不同意见者,他们实际上很接近列宁主义,或者就是受列宁主义的决定性影响。第三国际第一次派代表登上中国革命的舞台是1920年,并及时在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在上海与陈独秀接触。然而,他们早期的主要工作是试图把零散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的兴趣集中到实际的政治组织上来。列宁主义维护欧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于民族主义殖民战争的理论,尽管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会议上广为宣传,但在1922年以前,还没有用来指导第三国际的对华政策。当时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个极具活力、毫不学究气的问题仍未解决:中国的社会转变是被理解成具有原始民族主义含义的本土现象,还是仅仅被看做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正是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的行动,比任何理论公式都更有效地催生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趣。就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短短几个月内,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Chicherin)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夺取的特权和战争赔偿。1919年7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类似声明,称苏维埃军事力量要“帮助中国人民从外国的刺刀和金钱枷锁下解放出来”。此外其他的承诺之一是无偿把中东铁路归还中国,这条铁路从满洲里到赤塔,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与符拉迪沃斯托克连接起来。然而这些声明只是一种廉价的姿态,当时苏维埃政府的权力还未达到东西伯利亚:直到1919年,红军的势力范围仅仅达到乌拉尔山的亚洲一侧。加拉罕的礼物他还无力赠与,而他们的贪婪也未暴露,在苏维埃确立了对俄罗斯亚洲地区的管理权之后,持续的争论代替了归还的行动。11

然而,1919年凡尔赛会议在几个星期内对中国的背叛(其中就有俄国的算计),使加拉罕的声明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留下了对革命俄国的持久的友好印象。1922年,当阿道夫·乔夫(Adolph Joffe)作为苏维埃政府首任驻华代表(显然来自第三国际,至少是第三国际提名)抵达北京时,蔡元培去迎接,在北大的欢迎宴会上,蔡元培的致词其热情已超出了一般的礼仪要求:

 

中国革命曾是政治革命。现在它正向社会革命的方向发展。俄国为中国树了一个好榜样,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是恰当的,这场革命开始也被当作政治运动,但后来认清了它的性质是社会革命。请接受学生对先生的真诚欢迎。12

 

俄国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亚洲共产主义者竭力效仿的榜样,列宁对此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他说,俄国是“欧洲最反动的国家”──但仍然是欧洲国家,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如果仅仅在边缘的意义上,它还算世界的一部分。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在老牌帝国主义阵营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个阵营正是英国、法国或德国无产阶级想要加强的。”但他继续说:“作为东方工人大众的代表,你们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新任务……”

 

你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从未遇到的:在运用普遍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经验时,必须使之适合欧洲所没有的你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你们必须了解这种理论和经验所要面对的情况是,农民占了人口的大数,斗争的对象是中世纪的残余,而不是资本主义……13

 

在中国,陈独秀和李大钊各自抓住了这一挑战的不同部分。这并非过分简单化的看法,陈独秀自己投入了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而李大钊则在思考中国无数默默无闻的农民的革命前途。

点击键盘左右键(← →)快捷翻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