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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文学革命

在讨论传统文化时,新文化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新式有力武器,瞄准了古老高雅文化的堡垒。发表高一涵预测1917年革命文章的那一期《新青年》,也同时刊出了胡适写给该刊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这最初的一击,不久就酿成一场对古代语言、文学以及社会和教育传统的全面、毫无保留的攻击。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儒学并不是一种教义,新人通过效忠表白就可登堂入室;它毋宁是一门道德教育课程,目的在宣传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准则。因而它也是一个精心设计、高度发展、持久存在的垄断社会和政治利益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为掌握了基本文化技能的人所享用。对这种靠垄断维持的体系的挑战——文言文、限制其作用的文学规范、体现儒家品味的审美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同时也是对构成儒家制度主要支柱之一的精英统治(社会和道德)原则的挑战。没有任何东西能更形象地描述新文化知识分子打破传统对当代思想束缚的决心。“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鲁迅在1927年写道,“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32

胡适这篇标题谦谨的文章有所保留地陈述了这场准备就绪的运动的意义。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以及与此相关的顽强的自我保护,是胡适个性中的固有特征。对他奉行的价值观的坚定信心,对历史变革进步目标不动摇的乐观信念,使胡适不仅成为知识分子坚定信念的表达者,而且也成为一个个性令人愉快、值得信赖的人。在许多方面,他是成功的新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成功战胜早年逆境的青年,一个未受中国社会及政治崩溃精神打击的幸存者,新文化时代出现的明星之一,善于表达,富于创造,是新文化理想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

胡适生于上海,他父亲1891年12月被委任为上海一个小官吏。但他童年却在远离这个中国最大商埠的故乡,皖南山区一个小村庄里度过,1895年他父亲死后,胡的母亲一直住在那里。胡适的成长环境并不幸运,但也不比同辈人更糟糕或更严酷。家庭的良好教育不能拯救每况愈下的家境,打发门口的债主。胡的一个同父异母兄长死于肺结核,另一个则从小吸鸦片、赌博。在这种压抑而痛苦的家庭环境中,胡的母亲——是胡父的第三个妻子,俗称“填房”,23岁即开始守寡——竭尽全力操持家务。胡适在家塾昏聩老师的枯燥指导下长时间学习,几乎不识一字的母亲(胡适回忆说她是自我牺牲和母性美德的完美体现)不懈地鞭策他成功;但在本世纪初中国变动着的知识和社会环境中,“成功”之途令人痛苦地无法确定。对于成功之道,胡适接受了他异母兄长的意见,后者当时正在长江沿岸的城市漫游。胡适于是放弃学习八股制艺,不再注重科举考试,1904年他13岁时,随其兄到上海寻求“现代”教育。

胡适对上海六年生活的追述,生动地表现出他异端的思想与生活方式,以及开始萌发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当然还有革命前十年学生生涯中个人不幸的烙印。他在几所新学校上学,包括中国公学,其历史我们在第五章已经有所叙述。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孟德斯鸠的著作,在这期间他还尤为热衷学生的政治运动和宣传。但他仍然置身于革命运动的外围,对革命目标半信半疑。对国家危机的感受,对灾难的预感,读书用世雄心壮志的破灭,缺乏有意义的个人机会,这一切都使胡像其他同学一样,几乎绝望,因此过起了一种多余知识分子的放荡生活。最终他决定投考庚款官费留学——这是与他初衷相悖的最后一招,他成功了。1910年秋他到达美国,是第二批70个庚款留美学生中的一个。

胡适服从了中国学生必须掌握“实用”知识的通行见解,起初进入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但他的志向和兴趣别有所在,1912年到康奈尔大学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他是个勤奋聪明的学生,尽管准备不很充分,还是取得了令人钦羡的成功。在伊萨卡的几年间,他获得了英国文学奖、哲学奖学金,并成为学生联谊会会员。他还是世界学生会康奈尔分会的主席。在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全盛时期,这个在美国校园拥有众多热情追随者的组织,信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反对恐怖的欧洲战争。世界学生会推崇的这种主张成为胡适终生信奉的原则:“人类在国家之上。”此后他心目中的世界主义,不仅仅是知识的影响,而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和气质。在所有五四一代领袖中,胡适或许是对政治民族主义主张最少同情、最不理解的人。

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转到哥伦比亚,在杜威指导下读哲学博士学位。如我们所知,他并非杜威唯一的中国门徒。但从1917年回国后,他就成了最著名也拥有最广泛读者的他自称的“实验主义者”。然而他天生不是个哲学家。杜威对他的影响似乎只证实了一个命题,那就是,哲学必须以普通感情而不是用抽象理论为自己辩护。坚信对负责任行为最可靠的指导是充分发展的批判性理解力;相信个人选择取决于清醒思考的这种能力:个人行为的后果将不损害社会目的与和谐的要求;相信自信而合理的怀疑主义比教条的激情更有助于理解事物——胡适回国后提出的这一系列主张并不是源于美国阅历的新发现。它们毋宁源于他自己的思考,源于他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儒家宗教式怀疑主义、梁启超生动坦率的著作以及严译赫胥黎、穆勒著作的启发。革命激进主义不是这种公民教育单一而不可避免的产物,胡适和他的同代人在革命前十年中就接受了这种教育。留美七年使胡适有了更广阔的世界观和对人类天性普遍性更坚定的信念,这超过了他其他方面的收获。这一切赋予了他非凡的知识自信心。但它们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信仰的倾向。

然而外国留学的经历使胡适回到中国后,比许多他的同代人更感自豪。国外见闻使他有信心相信,一个社会完全有可能按照他所信奉的信仰原则——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信仰——存在。“在这块土地上,”多年后他写道,“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靠人的智力和努力来获得。” 33在新文化时期,这种信仰与时代精神完全一致。在后来那些年中,这种信仰在日益加深的政治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下,逐渐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胡的胆怯、怀疑,使他显得冷漠,他的自我保护使他显得傲慢;他对教条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反感,则使他疏远了读者。也许,没有例证比这位归国留学生的自传能更清楚地证明新文化期望的脆弱。

使用白话写作的主张在1917年不算新鲜。如我们提到的,五四一代领袖中的许多人,包括几个后来反对白话文运动的人,在他们的学生时代都曾从事于出版为“大众”读者服务的报纸,并用白话文写作。他们提出来了各种各样的书面语拉丁化的方案,并展开了争论,甚至世界语也有为数不多但能言善辩的拥护者。在此背景下,胡适提出的“刍议”——用一种谨慎的古典风格写作——似乎不是很革命的宣言。他说: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

在后来的论争中,胡适的新创见是,白话文必须取代文言文,而不仅仅只作为文言的补充。他说,不能只把白话文看作学术交流和教授文学时的一个方便工具。教育本身若不包含文化内容就毫无意义。因此,白话文必须成为国语,必须建设白话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基础早已存在,他坚持说,就埋藏在传统文化的残砖断瓦之下。明清时代的白话小说,一些中国最伟大诗人的随笔,元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大众戏曲文学,甚至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说教语录,都为中国文学形式和适应新时代之形式的产生这一进化历史提供了证据。“白话文学为中国之正宗文学,为几千年来中国之唯一文学,”胡适坚持认为,“一切非白话文学皆无列为中国一流文学之价值……一千年的白话文学已播下文学革命的种子……因此中国文学将离弃盲目而自然变化之老路,而走上自觉创造之新途……我希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34

胡适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主张所包含的(他对之无动于衷的)社会意义。除非白话成为新文化的普通语言,他警告说,否则其结果将使“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绅士;另一边是‘他们’普通人,大众”。 35然而其他人比他更倾向于把白话文当作毁灭社会的手段来利用。陈独秀以一种独特的浮夸,很快把胡适的“改良刍议”解释成一场“文学革命”,对传统制度的社会文化假设的彻底挑战。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革命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共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6

 

这个革命军中早期另一个雄辩家是钱玄同(1887—1939),他出身于浙江一个书香门第的绅士家庭。他父亲曾任国子监祭酒;他的兄长是清政府一个很有经验的外交官,曾在清朝末年担任管理留日中国留学生的学监。钱本人1906年—1910年间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在日本他加入了聚集在章太炎周围的青年激进派团体,他们都被章深奥的学问和原始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学说所吸引。作为一个在古典文字学和哲学方面才华横溢的学生——1915年他在北大也讲授这些课程——钱由于文化上的激进观念,而成为青年中最坚定的反偶像崇拜者之一:“疑古”是他本人的笔名。在文学革命中他不仅看出了陈独秀所强调的社会含义,而且也看到了知识解放的关键:

 

先生前些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上根本解决,那就这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孔门学说及道德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之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37

 

究竟该怎么办?在钱看来,拉丁化是不明智的选择。他主张采用世界语。对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唯有“束之高阁之一法”。

后一种见解被另一个世界语鼓吹者推向极端,快活的老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中国的伏尔泰”,在他的思想中,不顾脸面和抛弃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同样都是令人愉快的动机。他在1924年纪念五四运动十五周年时写道:“古书是无价值的糟粕,应该把它们从学生手上扔到茅坑里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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