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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在青年心目中,北京是中国公认的教育和知识中心,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师范大学、清华、燕京、北京协和医院,以及其他许多小学校。1909—1922年,北京高校从10个增加到40个,学生人数从2115增加到15440 ;北京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0%,而学生人数是全国的40%多。13在所有这些高校中,北京大学无可争议是最著名的,它的教师集中了一群著名的激进知识领袖,不止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风暴中心,这种运动在新文化时期的政治知识历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年6月,那时正是变法运动初期充满希望的阶段,用当时发布的上谕中的话来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14 京师大学堂位于紫禁城东侧叫马神庙的地方,离总理衙门不远,建立学堂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该衙门。它仿照当时尚存在的同文馆建立;1895年辞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作为百日维新实际上唯一的成果,京师大学堂经受住了考验,只在义和团占领北京的几个月间被关闭。1902年重开时,它合并同文馆,使之成为下属的译学馆。通观其早期历史,京师大学堂的目标和态度似乎后退到了自强运动时代,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在以后一二十年会发生什么变化。

1911年革命前夕,京师大学堂迁到了为它建造的一座“巨大丑陋的红砖洋楼”中,紧挨原先马神庙的校舍,后者已改为宿舍。15(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之前,北大一直在此,1946年从西南流亡地迁回原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北大迁往西郊新近被撤销的燕京大学景色优美的校园。)但它给经学科开设的课程比工科多,甚至比格致科和农科加起来还多。16 学生毕业授以进士,并根据其功课水平任命为不同品级的翰林院学者。然后他们可以在学校选派教师的非正式指导下从事研究,或被任命为省级候补官员。17

在清朝最后几年,这个学校是作为现代教育制度的最高样板来建设的。如我们已注意到的,这个制度的形成非常缓慢:据估计,1909年全国小学在校学生还不到150万。18 不管怎样,这个学堂都不能以其特殊之处完成它的示范任务。实际上它在教学及个人素质上都声名狼藉,以至于被戏称为“赌窝”,教师和学生被统称为“嫖客大队”。1911年革命改变了学校名称,但并无实际改进,尽管起初看来前景似乎乐观。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几个月后,袁世凯任命严复为北大总监。他们二人虽然政治立场根本不同,而且都声名卓著,但在任都只有几个月。1912—1916年,北大招生扩大一倍,学生人数从818增加到1503。然而,在精神上北大仍与当初无异:未来官僚的摇篮,懒散学生的天堂。直到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北大才开始获得新生。一两年内,它就享有了传奇般的盛誉。

1907年蔡元培赴欧洲留学,漫游各地,有时生活极为困窘。他在柏林住了一年,通过张元济,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书刊以维持生计,学习德语。随后他到莱比锡,在那里花了三年时间学习美学、实验心理学、人种学和哲学。在此期间,他仍与革命运动保持密切联系,武昌起义爆发不出一个月,他就回到了中国。但次年夏天,他从教育总长职位上被迫去职后,再赴莱比锡。1913年他又匆忙回国,希望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能胜利。革命失败后他再次逃往欧洲避难,一直呆到1916年秋,这期间他写了几篇哲学论文,并与吴稚晖和其他人合作,发起组织了资助中国学生留法的勤工俭学会。

1916年底蔡元培决定受聘出任北大校长,这受到他长期的革命同事的怀疑。虽然袁世凯已死,北京仍被视为敌对地区,而且很多人相信,北大本身不可救药。但在蔡元培看来,教育与政治是两回事。他明确要求北大学生一改旧貌。“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19 几个月后,蔡在北大校园里建立了一个名为进德会的组织。20 其成员按不同的禁绝愿望分为三类,第一类保证不赌不嫖不娶小老婆,第二类保证不当官做议员,第三类最坚定,戒烟酒,不食肉。“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21

从这些情绪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儒家禁欲主义的回声,或盛行于本世纪初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那种“个人主义”的回声。下面我们将看到,蔡元培对北大特征显然自相矛盾的看法中,一个很独特、很重要的方面是他认为社会责任和个人行为密不可分。在这种玩世不恭的青少年环境中,这样坚定的道德主义却激起了强烈反响:令人吃惊的是进德会很快宣布有将近一千会员,约占北大学生总数的一半。

如果蔡元培就此止步,他在北大的影响很可能转瞬即逝,而北大对当代知识生活的影响也就无足挂齿了。蔡在北大真正的建树远远超过对学生素质的改造。他上任伊始,就有一个明确有力的想法: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给社会奉献出什么。尽管他承认中国当前以及将来都需要他一度称为“功利主义”的教育,但在北大,他还是强调创造性学生术研究和纯学术探讨的重要性。他强调艺术与科学的核心教育作用,而且还通过各种行政手段,试图鼓励学生从事偏窄学科的研究。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在法学院注册的学生(包括政治学系、法学系和商学系,1919年有学生947名)还是比文学院(含中文、英文、法文、哲学、历史系,1919年有学生756名)和理学院(共有物理、化学、数学和地理系,1919年有学生496名)学生多。蔡执掌校政所确定的思想自由原则,使北大成为进步思想的象征。“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蔡在1919年回答对他的严厉批评时说:22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 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23

 

蔡元培由此制订了吸引思想活跃教师到北大的政策。蔡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才能和声望,主要在于他能为学校请来具有杰出品格和各种思想的人才;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总愿意支持教师,即使他不同意某人的政治或教育观点,不赞同他的个人行为准则(有时不得不做出的让步是把他开除出进德会),也还是支持教师。

新文化时期北大教师中也有文化保守派和政治守旧派。著名的有刘师培,他是我们将要提及的筹安会的重要人物;辜鸿铭(1857—1928)是个卓越的文化混血儿,他把贵族式的英国保守党的趣味和主张带到了北大。他生于槟榔屿,在爱丁堡大学读书获得硕士学位(1877),回到亚洲后辜穿上了儒生长袍,梳起了辫子,最后成了张之洞的幕僚,担任了多年的秘书翻译工作。在19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十年,他是个激烈的反帝主义者,猛烈抨击那些道德上自命不凡的西方传教士;可以理解也更让人困惑的是,他热烈赞美皇太后和义和团。“皇太后、端王和义和团小伙子们不是欧洲人的敌人,而是朋友,是自1789年巴黎兴起大拳匪以来一直努力实现的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朋友。因为皇太后、端王和义和团小伙子们正奋起反抗欧洲和全世界真正文明的敌人——那些正在合伙欺骗、敲诈、威胁、谋害和抢劫世界并最终要毁灭世界所有文明的人。”辜的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中国沿海和日本的英文报纸上)中点缀着许多海涅、歌德、拉斯金、阿诺德、卡莱尔、爱默生、左拉、贝朗瑞、福楼拜、伏尔泰以及孔子和孟子的名言警句,有的引用原文,有的则译述,只要对他世界各地为数不多的读者合适就行。在他那一代(或任何一代)中国人中,他是唯一能用合格的苏格兰民谣形式表达其观点的人(Then each Boxer lad who loves fighting and fun /Let him fallow the bonnets of bonnie Prince Tuan[拳勇人人爱征战,端王旗下向前冲])。 24 这种特有的温文尔雅的仇外情绪,最终竟基于这样的理由:纳妾之为正当,其理犹如茶壶须有多个茶杯相配。以后十多年在北大,辜鸿铭用拉丁文授课。1928年他辞世时,他的辫子仍傲然在顶。胡适评论道,他们之间无论有多少分歧,辜的态度风采,总可以用与他相配、也为他所向往的称号来形容:他是个君子,儒家绅士。

蔡元培因而能理所当然地坚持,在他领导下的北大,要成为一个包容各种各样知识的社会。但毫无疑问,新文化时期北大的优势直接归功于聚集那里的进步思想发言人,他们大胆、自信、清醒,是现代价值的热烈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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