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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的意义

1905年冬季的一天,一个清瘦的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和他的日本同学一起,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里上微生物课。提前下课后,作为一种爱国习惯,教师用剩下的时间放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在日本胜利进军的画片中,出现了中国人。其中一个满洲的中国人,据解说是俄国的侦探,他被绑在中间,准备砍头示众,周围有许多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围观。

周树人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为了躲避东京中国学生会他认为乱哄哄的放荡生活。事实上,他是东京以北两百里的这个海滨城市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选择医学部分原因是顺应时势——学医在他们那一代人看来是很受欢迎的有用专业;部分原因是不能忘怀他父亲久病不治而逝的痛苦,他父亲因中医庸医的一再延误而死于1896年。但是一群麻木看客围观同胞之死的那幅图景,却深深刻在了周树人的脑海中。“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他回忆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周回到东京几个星期后,对一个朋友直率地宣布他已改变了计划:“‘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1

周树人后来果然以作家和批评家成名。在后来几十年中,他以鲁迅为笔名,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文学家和短篇小说家,这些小说以激愤的谴责和深切的同情,描写了陷于崩溃文化最底层的人民的痛苦生活。他年轻时从医学转向文学——从疗治身体病症转向拯救灵魂痼疾的艺术——也许为我们提供了辛亥革命后苦难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总体倾向的一个例证。在上一章讨论过的“政治先驱者”已经预见到政治失调,并且提倡了他们认为必需的改进。这些政治参与者的意见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基调,他们坚决反对扑救革命带来的政治改良这种文化废物。他们试图重建文化社会环境以提高个人和群体素质,这样或许能救治时代的弊病。这种视野转换当然不是至关重要的,但至少在一定时期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如我们所知,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知识分子激进派,对他们所希望实施的政治方案的文化方面,几乎毫不关心,而且认为理所当然。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已经和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总之,他们已经放弃了通过一场政治实验就能使病人康复的想法。

上一代改良派和革命者把中国的衰弱归因于由来已久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就是儒家君主制度和清王朝。虽然革命前十年的政治论争已经反映出新的革命的政治意识,但1911年以前的激进思想,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还局限在传统思想范围内: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建立、维持一种和谐关系的儒学问题。

1912年清朝的覆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和期望的不幸落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早年的理论争论莫名其妙地未能抓住要点。新文化知识分子一般把他们的前辈所倾慕的古代政体,视为只是用来压迫人民生命智慧和社会能力的反动制度。然而,他们倾向于将这一制度看成是压抑文化的必然产物,因而强调最重要的是从传统文化所造成的知识和社会压抑中解放出来。他们就社会改造的恰当战略及其政治意义展开争论。但他们又同意需要重新评价文化与社会的准则的关系。他们至少有一段时间认为,如果政府真怀有改革诚意,那么知识和社会的改造必须先于政治改革进行。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1915年到1927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在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的旗帜之下。到1915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已昭然若揭。袁世凯利用他的军事实力优势,乘革命阵营内部混乱的有利时机,于1912年夺取了新诞生的共和政权。作为对袁含糊保证的报答,孙中山放弃了总统职位由袁代任。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南京所在的长江流域各省,拥有最广泛的革命党支持者,而在北京,袁的地位极为稳固。此后,共和政体基本上徒有虚名。1913年革命者试图重建国会的努力——即所谓的“二次革命”遭到血腥镇压,革命议会领导人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再度亡命东京,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北京不择手段使自己成为终身大总统。1915年底,他发动一场运动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共和被强奸;但使袁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敌对军阀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死去的1916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就连他的政府曾经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随着国家分裂而不复存在,各地区在督军控制下实行自治,有几个督军全部或部分控制了几个省的领土和财政,其他人则仅仅夺取了地方管辖权。当时的报道提供了社会暴力日益增长的惊人证据,与无政府的无能成正比,社会上到处充满了阴谋、贪婪、背信弃义和暴力活动。比如,在1917年——一个坏年头,但并不比其他年头更糟——一篇发自山东的报道说,“全省再次发生拦路抢劫案件”。同年在陕西,“土匪骚扰全省,巧取豪夺”。在四川,“几乎无一处不受战事影响”。湖南省“从年初就处于动荡和戒严中”。皖北据报则处于“无政府状态”。浙江经历了“临时宣告独立、地方骚乱、军队叛乱,以及通常伴随这些动乱而发生的抢劫”。在云南,“危及内地旅行安全的流窜犯,几乎都是被遣散的士兵”。全国各地天灾人祸同时发生。夏季洪水冲走了湖南的水稻收成;直隶、河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因水旱灾害而赤地千里;在西北,据报告肺炎流行。2

中国就这样年复一年陷入“所谓的战乱状态,而这种战乱波及每个人,危及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工业,因为其产品靠不住……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社交;而最糟的是,持续的恐慌,横死暴卒的威胁,人们的生活荒凉、贫穷、肮脏、粗野、没有钱”。3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可怕形容,当然不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军阀时代,文明并未在中国消亡。对那些关心中国存亡的人,在以后的篇章中我们将给予最多的注意。但我们最好应该记住,在进行这种描叙时,我们将要涉及这一小部分人对人生的见解,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对他们来说,中国这一抽象词语,具有政治与文化的两种含义;而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所受的制约,并非来自道德或审美判断、知识偏好、政治信念,而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严酷的生存需要。正如其他人类社会一样,在中国,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这种重大区别,历来如此。新文化知识分子,正是基于他们的进取天性,拉大了自己与中国民众的距离。同时,他们也许比上一代改革者更敏感地意识到,把他们的世界与周围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分离开的距离,其意义在于,有利于他们理解自己努力创造的新文化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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