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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改良成为朝野共识

“变革的酵母——不管它是归国留学生和商人对进步的渴望,还是对日本成功的嫉妒羡慕——在起作用,或多或少的发酵在全国都能觉察得到。”赫德爵士1907年给他的伦敦代理人这样写道。在他接近半世纪事业的终点时,赫德以长期与北京政治家交往所养成的敏锐和谨慎纵论中国形势。“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即将走到十字路口,面临选择,危险分子、敌对势力、竞争对手的秘密活动,早晚要使北京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中心,要使中国作出非常讨厌的大量交易……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是不安定和躁动,爆发大火的材料正在堆积: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驾崩会留下何种隐患。安静而进步的外表据说只可望出现最坏的情况而不会有别的可能……中国正在追求新方法、新标准和新人……”70几乎和赫德一样熟悉情况的其他观察家,则更乐观一些。“今天的情形,与我刚到此地时形成鲜明对比,”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905年写道,回顾四十多年前的中国,“那时一切都死气沉沉,萧条停滞;现在一切都充满活力,富于变化,(因为)许多事情都充满希望。”大约在同时,一个非常熟悉这个国家的西方记者注意到:“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团结的共同基础,它已经显示给所有各阶层、各行业、各种宗教的人和社会各部分。中国人不知不觉间,自己结合成了一个国家。”71

当然,有些外国人的观点更中肯,他们感受到了政治和知识界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中国人对抽象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极感兴趣,深信不疑。毫无疑问,走过中国乡村的旅行者,不会得到类似印象。农民生活仍保持着记忆中的老样子:要么竭力忍受,要么不堪忍受,平衡总是靠不住的。旱灾,洪灾,瘟疫,流行病——以及总与这些相伴的饥荒——在天子治下的某个地区,每年总有记录。在乡村,变化仅仅进一步考验着农民的忍受能力;变化的衡量标准冷酷无情,靠土地为生的人越来越多,渠坝缓慢冲毁,运河渐渐淤塞,社会暴力恐怖蔓延——这是被一个财源枯竭、忧心忡忡、冷漠无情政府长期忽视所付出的代价。1906—1907年,富庶的长江流域各省遭受大洪水和饥荒的严重破坏。就在这时,东京的革命者正为党旗和经费争吵,梁启超也试图重整立宪派力量;在北京,赫德爵士在权衡皇帝驾崩的后果,而横穿新大陆到达纽约的康有为,正接受朋友和祝寿者对他五十岁生日的庆贺。1907年3月和4月,一场水稻流行病横扫浙苏皖广大乡村,最后甚至波及了杭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当试图把这些景象摄入镜头作为同一画面的某些部分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激进知识分子,不管在政治见解上是革命还是改良,他们在1898至1911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是担当了国民教育者,他们没能创建一个汉族国家,这一失败被辛亥革命后激进派希望的破灭所证实。这不是否定在这些年中,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动机的重要性;但要注意到,作为一种价值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创造一个能反映这种价值的社会,两者有明显区别。民族主义,据说是一种符合政治现实的心灵状态。72 在本章叙述的这些中国人,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也就是心灵状态,是足够真实了。然而,政治事实,政治社会,对他们来说仍是一种知识结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规定,无论怎样的个人,都同样是“国家”最优秀的选民。在梁启超,这个假设是“新民”,这个词表达了同样的训诫和祈祷。在革命者,如邹容和章炳麟,这个假设是“汉人”,表达了种族的、文化的、政治的诉求。在另外一些革命家,这个假设则是一个更宽泛模糊的范畴,“公民”或更简单的“人民”。“革命党即人民党,”汪精卫1910年写道,“它与平民一致,与他们有同样的感情、关怀,忍受同样的痛苦……革命理想不是党员力量所创造,它产生于平民的痛苦。”73 即便如此,也能看得出,汪所说的平民,严格讲并非为饥饿所迫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正是他们在1907年春的灾难中抢劫了华中地区的米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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