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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革命

然而,正是孙中山代表了1911—1912年共和革命的短暂胜利,至少西方人更熟悉孙的名字。孙中山在世纪之交毫不费力地转向帝国主义文化,在一个他不能宽恕的环境中过得很舒服。孙中山出身农家,大部分教育在教会学校完成,他能讲流利的英语,能写水平一般的中国古典散文。他是一个受西方训练的医生,这个专业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内地谋职很难。而且,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尽管在更需要政治而不是精神动机的场合,他声称这只是一种信仰。换言之,孙中山是中国沿海文化的产儿。他不像何启、郑观应或王韬,从未在通商口岸为自己谋求职务。革命前他一直流亡海外——这一惩罚是因为他1895年在广州参与了一次流产的起义,残暴的清廷认为中国基督徒对这次起义起了决定性影响。

此后孙中山头顶悬赏周游世界,在北美、欧洲、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中为他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寻求支持。1896年他在伦敦被中国公使馆的代办绑架,单独囚禁数日准备解送回国,在他将被斩首之地,他可望遇到最热烈的欢迎。只是由于英国朋友、伦敦新闻界的干涉和英国外交部多少有点勉强的营救,孙中山才得以免遭厄运。他显示出一个国际知名人物的某种品质,对重新开始革命活动的自信甚于对他的使命之正义性的自信。康梁1898年抵达日本时,孙中山已隐藏在横滨联络其他中国激进分子,并与日本泛亚洲主义者小圈子联系,这些日本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在下一个十年中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坚实的道义和经济支持。

在世纪转折时,革命运动不得不达成组织上的统一。孙中山是许多献身反清事业的人中间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与他相比,有些人是更多产的作家,或至少在纸上比他更有雄辩力;另外一些人比他更具有严密的逻辑和论点。但孙中山具有某种性格和个性品质——在保存下来,几乎很难找到的发黄照片上,他表现出一种顽强不屈的风度——这使他成为由许多人发起的政治变革的令人信服的发言人。他是一个真诚热情,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信仰的人,即使在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受挫时也是如此。他不倦地致力于革命事业,募集金钱武器,寻求同盟者,策划不能实现或以灾难性失败而告终的秘密计划。这很难说是一个胜利的记录,但孙中山却由此成了——由于种种原因永远难以理解——占优势的革命人物,成了危险的中心,而且在他周围似乎还聚集起灿若群星的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政治化学生,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和儒家君主政治本身。从1898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这十三年标志着清王朝覆灭的开始。这些年间,中国激进派的历史经常被描述为流亡中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为赢得支持者的效忠而展开的一场竞争。当然,致力于改良现存制度的人和献身于完全推翻这种制度的人,有根本的、永久的分歧。然而,首先应该强调的不是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歧,而是他们的一致。除了他们的分歧,他们同样为这样一种政治精神所激励:相信政治行动主义是知识分子恰如其分的使命。革命前十年的知识分子激进派相信,要解放“新民”的公民精神,头等重要的手段就是改变政治价值和制度,在这一信念支持下所形成的某些共同态度和期望,使他们与上一代人,与19世纪末的改良派以及与未能实现1911年革命诺言的继承者区别了开来。

同意发起政治行动这一意见的人组成自愿的联盟,而且断定个人的信仰准则就能判断政治行动是否正确,这本身就是违反认真负责的儒家行为准则的不祥之兆。以传统观点看,即使19世纪更富想象力的改良派也未能全然摆脱这种准则,党派偏见被视为对国家和文化的道德完整和政治完整的破坏。世纪交替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不同往昔的世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每一个道德决断不可避免地至少有两个标准,因为每一个宇宙和社会事件至少有两种解释”。3 这种不确定并不使他们沮丧,或使他们变成怀疑论者。他们是性情激动的热心人,因而也是乐观主义者。渴望行动即意味着要选择一条行动道路,而他们赞成这样做。党派偏见使他们产生许多分歧,但这本身正是他们共有的激进主义态度。

而且,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是共和主义者,这些人共用一种词汇,而且在某些方面,对当前危机有相近的感受,对未来怀有相似的幻想。他们在关心华人国家的存亡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虽然他们在下述问题上有分歧:这个国家应效仿西方/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是应采纳共和政体,但他们都坚信首先要进行政治变革,进而必须在一个具有政治意识和责任感的公民的坚固基础上重建中国。“新民”的主题在这十年的论战文献中经常出现。由于相信越后来的事情越难以判断其是非,革命之前十年间具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抱有这样的期望:政治结构的转换和政治行动的机遇将会导致社会和文化价值上更广泛的变革,而这些价值正是维系新的政治秩序所必需的。

1911年革命失败造成这些期望的破灭,从而为下一代提供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五四”时期——大致从1915年到1925年这十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发言人不再充任行动主义者和革命前激进分子曾竭力扮演的革命发动者的角色。他们给自己选定的角色不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新手,而认为政治活动(至少在广义上)对具有共和思想的人来说只是一种适宜的业余爱好,它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职业。他们争辩说,进步的政治变革只能作为知识分子天性所关怀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优先变革的结果。在第六章我们将以更长的篇幅重点探讨这种转变的意义。

在革命前的十年中讨论激进变革,不管其直接的政治目的如何,争论在国外都要比在国内更容易,也更安全,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的流亡倡导者都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他们在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在马六甲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人富商中,劝人改变政治信仰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一般说来,这些中国人的祖先早在几代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移居这些地方的。但他们仍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文化故乡,而他们作为一少部分文化移民处在非华人包围中的这种境遇,增强了他们固有的民族意识,因此他们能很快接受复兴中国的思想。康有为作为保皇会的代表,孙中山和其他推动革命运动的代表,都竭尽全力说服海外华人,为他们的竞争性政治事业提供经费。

然而,在海内外,真正追随畅言无忌、涉艰历险激进事业的是学生。由于喜好争辩又难以组织,他们不过是有积极倾向的行动主义分子和天然的爱国者。早期的改革家首先争取的是文人学士——有地位的知识精英、公认的有思想的人。世纪之交时期的宣传家们并不忽视这种支持的重要性,但他们求助的并不仅仅是受过教育的人。从这以后,强调青年的特殊责任,在激进文学中成为一个意义日益重大的因素。如果没有新听众共同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机和灾难,怀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多年来的大声疾呼就几乎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影响。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迅速剧烈的变动突然袭击了中国人。1895年中国被日本击败引起了帝国主义利益在“中国问题”下的不祥胎动,接踵而至的是从恐慌万状的清朝政府手中夺取铁路和采矿特许权的疯狂竞争。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有关“影响圈”、“切割中国甜瓜”的谈论,在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华盛顿、东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在上海和北京的西方人俱乐部里听到时那样令人满足。1898年尝试式的变法承担了反抗这种背景的责任。那年5月,就在康有为及其同党等待时机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以冰冷的嘲讽概括了帝国主义者的设想:

 

由于某种原因——出于政治的必须或以慈善为理由——生机勃勃的国家将逐渐侵占奄奄待毙国家的疆土……不可想象,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民族会被允许拥有治疗或分割这些不幸病人的垄断专利,而争论将是,谁会获得这一特权,以何种手段获得……在这一阶段,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坚韧和帝国的本能将承受极度的压力。

几个星期后,殖民地秘书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对这种论调作了更直率的发挥:“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问题——那是非常小的事,也不是一个省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华帝国的命运问题。”4

从完全不同的利益出发看这种形势,中国人明白,帝国的命运系于列强势力的平衡。清廷面对国内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和帝国主义者联合构成的威胁,本能的反应是,在1899—1900年的义和拳起义中,对盲目而可怕的狂热情绪大开方便之门,任其泛滥。正如更有先见之明的达官显贵所料定的,结果极其悲惨。年迈生病的李鸿章虽有预见却不得不满怀忧郁承担签署1901年条约草案的责任,这是一个使帝国蒙受最大羞辱的文件。条约坚持要处死或罢免几个高级官员,降低或免除为数众多的中下级官员的官职。对北方发生过排外事件的大约45个府县的异端士绅,则给予一种微妙的惩罚,科举考试推迟五年。在北京紧靠紫禁城城墙的使馆区,外国使团经受住了1900年夏季漫长的震荡,从此靠近中国居民的外国人社区都由外国军队守卫,正像从海岸到北京的通道也由外军守卫一样。强加给中国一笔数额达到334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年利率为4%,这项令人惊愕的巨款,以把中央政府主要税收来源的海关关税和盐税交由外国人来保证。索尔兹伯里勋爵关于有活力民族和衰亡民族的演讲或许是令阿尔伯特大厅里他的听众激动的一次令人愉快的超历史漫游。但在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中国人听来却是真诚的,而且他们认为这是给他们敲响的警钟。

甚至皇太后也受到了惩罚,或至少彻底受到惊吓。由于外国军队的进犯,她一生中第二次被迫逃离首都。1860年他陪同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时还年轻,还有多年掌权的岁月。但1900年8月逃离北京时的年迈皇太后,却用北方妇女的蓝布服装化妆,躲在普通的驴车里,死抓着丢尽脸面的权力。她带着不幸的光绪皇帝在西安避难,并于1901年发布了一系列以皇帝名义签署的诏令,想使王朝重新走上进步的变革之路,至少其中的第一道诏书是如此。在当时的宫廷批判者和后来审查这一记载的历史学家看来,帝国做出这些让步,无疑显然太晚了,而且无论如何,提出的实质性改革都太少,无法挽救已经丧失殆尽的财富和声誉。然而,清朝变革运动在王朝生命的最后十年间似乎提供了一部引起激烈争吵的多声部音乐。它试图完成的东西,绝不比它拒绝详细考虑的问题多。朝廷促成了自己的覆灭。

清朝的改革涉及一系列问题:商业法和刑法,尤其是洋务领域的政治管理和军事现代化。从一开始,教育就是朝廷改革者关心的主要问题。先前颁布的研究新政策的诏令在1901年被搁置起来——也许它本来就应如此——打算接受西方技术而不损害中国之“本”。“近年对西法之研究,仅限于语言及工艺技术,此乃其艺术之皮相,非西学之本源。”5 帝国的这一要求引出了来自进步官僚的一大批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两湖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山东直隶的袁世凯。1898年后死而复生的八股考试终于被废除,代之以鼓励熟悉时务能力的考试。批准创立新的学校体制,尽管既无资金保证又缺乏可用的教师。设想“新学”一旦流行,儒学传统课程自会逐渐丧失追随者,而且儒学考试制度本身会随之消亡。精心设计的规定企图使与现代教育结合的学生纳入儒家学究的等级制度中去,诸如秀才、举人、进士,然而靠文字游戏并不能解决问题。在老一代,包括许多教育改革的官方倡导者看来,西学仍然是功利主义的附属品,必不可少但位卑质次。只要儒学仍享有特权,只要获得荣誉和实惠的传统机会仍然存在,新学制度在竞争中就处于劣势地位。后来直到1905年,被日本战胜俄国的意义所震惊的官僚们,才意识到无情形势的必然性,8月末,袁世凯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一刻值千金。人才非一夜可成……窥测我边境之强邻,能待我以礼乎?近年外人疑我维新政策,而促我变法,彼不信我能固守旧制,而嘲笑我优柔寡断。彼疑我之真诚,每提及颇轻蔑……若欲救此危急,则亟须多设学校,欲设学校则须废科举。6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导致儒家科举制度灭亡的1905年9月2日诏令,谕示士绅要致力于向民众普及“现代”教育。但这个行动本身充当了君主政治与其基本社会选民之间的最后一个传统环节,而且赤裸裸地表明了帝国制度和绅士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从此开始,绅士利益便日益局限于与中央政府权力财富相对立的地方权力财富的范围内。这样一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就成了儒家制度衰亡过程中一个戏剧性、决定性转折点,正如它也是1911年清王朝崩溃的转折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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