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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时代结束了

1883年11月,任海关税务司的赫德收到了广州海关发来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从广州发出至多二十四小时就在北京收到了,而在几年前,这一段距离用马传递信息最快也要一个月,这个事实足以使赫德深受鼓舞。“这不表明了某种进步吗?”他给在伦敦的代理人写信说。“引进这些新奇事物如轮船、电,等等,虽然更像在腐朽的外表上打补丁,但他们在工作中和方法上将会及时追随,而且,一旦达到追求新生活的境地,就会像酵母一样,不断向外生长,改变整体的性质,并创造一个伟大崇高的未来中国。”64 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中国人以及外国人都持有这种信念,这一信念并不是19世纪70和80年代的改革者所特有的。但到19世纪末,“洋务”——西方的,或现代的,或非传统的事物,随便我们怎么称呼——至多也不过是适用于中国人生活表面的补丁;正如通商口岸本身那样,它们与内地有大量的贸易联系,但外来影响却到此为止,各口岸之间的联系,或者与新加坡、加尔各答、伦敦、波士顿、纽约的联系,比与北京或杭州的联系更密切。

柯亨在他对这些年代知识分子生活极具洞察力的研究中,区分了沿海改革者和内地改革者。前一类有王韬、郑观应、何启和其他几个活跃于“香港-上海走廊”这一矛盾文化环境中的人,后一类如冯桂芬、薛福成这些植根于北京和各省首府儒家文化中的学者-官僚。柯亨认为,沿海改革者对制度和思想上的变革起了作用,而变革的批准或试图完成,则有赖于内地改革者,如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些帝国以命运相托的重臣。“这种两段式的进程采取了由沿海一阵阵冲击内地,内地随之试图使这种冲击通过中国化而变为正统的方式。”65 这是对我们在本章考察现象的令人吃惊的生动描写。它恰当地描述了沿海不规则的外国领地与内地传统文明形成的由城墙包围的城市之间超出地理、政治或文化区别的一种距离感。

然而,“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界限,不仅仅是一个人从上海到杭州徒步旅行时穿越的地区疆界。它也是一个思想、心灵和个人生活中的分界。以世界主义眼光评论欧洲历史的王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屡试不第的苏州秀才王韬。极为成功的西方化的专门人才何启,仍然留恋于时隐时现的神话般儒家共和国的理想。19世纪卓越的“内地”改革家康有为,无疑达到了儒家洞察力智慧的极致,他在纵情驰骋的无边幻想中,看到了一个其转化超出认识之外的世界。这种文化或心理上的分裂难以理解。列文森用“历史”和“价值”的冲突来衡量这一点:一方面,对客观历史情况的认识,使人们坚信必须抛弃过去,由此形成一种经常性的破坏张力;另一方面,残存的传统文化又是大一统信念得以继续的唯一精神源泉,因而必须对之保持忠诚。66

然而,尽管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谴责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帝国制度的腐朽反动、儒家教育的僵死无效,但到19世纪末,它们仍然能从所继承的传统中吸收他们改造社会的目标和个人价值的思想。像以前的其他改革者一样,他们发现了皇帝与臣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祥鸿沟。他们并不乞求贬斥皇帝或抬高人民从而消除这一鸿沟。他们仍然相信家长式领导的价值,只要它是贤明的;仍然相信依靠少数人的聪明才智,只要它是有益的。他们试图在鸿沟上架起桥梁,办法是给少数统治者逐渐灌输更广阔的幻想和更勇敢的劝告。虽然陌生的词汇给他们的药方提供了新鲜事物的气息,但在1898年变法失败之前,中国改革者的伟大偏见仍然保持着漫长历史中儒家至上的原来意义:合法统治权的问题。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看作帝国地位完美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看作行政权限的问题。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先前的自信心已难以维持了。中日战争的悲惨结局,使得赫德对中国前景的估计比十二年前要严峻得多。

 

在推行生气勃勃的改革之前,必须有一个王朝的大变动,但现在“中国人民”开始因为灾难和由无能统治者带给国家的耻辱而承受苦难——然而对这一结局,汉族大臣和满族大臣负有同样的责任——可是李鸿章从外表上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完美,他自信所领导的有限改革是进步,但这个国家的内在条件已经腐朽了。67

 

1898年维新运动不是赫德所说的王朝大变动。它毋宁是力图证明改革正确的一次孤注一掷、损失惨重的尝试。它像黑暗夜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火箭烟花,其光亮消失后留下的夜空比先前更黑暗。百日维新后,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相信改革能自上而下地推行,能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伟大的人民。尽管康有为对不幸的光绪皇帝慷慨陈词,雄辩有力,中国却不会有明治维新。在随后十年中,改革派全神贯注于开明统治问题,对革命派的努力逐渐让步,后者努力要使人民成为有责任的国民——要创造的不是一个新政府,而是新的人民。由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明确表示他们自身要进行一种新的革新。他们在海外学习到的东西强化了他们自己的重要性这一意识,而滋生这种意识的文化,也培养了他们一代代的前辈。但这个文化传统没有给他们留有位置,他们现在渴望,在中国革命开始时,就成为政治家和文化创造者的代表。儒家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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