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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

同治是清朝第八个皇帝的年号,新皇帝1861年11月登基时还是一个五岁小孩,他在位的14年中,前12年由摄政团和他母亲慈禧皇太后主持政务,这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其个性隐隐笼罩了清王朝最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其他方面的情况也都颇为不祥。造反的浪潮还没有向有利于帝国的方向转化,而长江流域各省又发生了大水灾;太平军正好粉碎了清军对南京的第一次围攻,对清廷来说,事情看来比先前更糟。咸丰皇帝,现任皇帝的父亲,死于1861年夏天,他蒙受的耻辱前所未有。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迫使中国服从1858年的条约时,咸丰皇帝逃离北京,到同年10月厄尔锦爵士的军队劫掠焚毁圆明园时,他正在京师以北约150英里的热河避难。他再也没有回来,他的皇后再不会宽恕外国人的罪行,因为她的丈夫蒙受了耻辱,因为舒适优美的皇家园林惨遭毁灭。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年代。然而19世纪60年代证明是一个具有政治活力和思想自信的年代,是王朝命运衰落过程中,如果不是最后一个,也是决定性的转折点。造成这种情况有许多因素。如果西方列强在19世纪60年代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人,那么他们在后来,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反洋暴乱——天津教案——使关系再次达到破裂点之前,会对清廷继续采取更温和的政策。中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天灾频仍的情况下,由新一代领导人率领,进行了一场旨在使王朝再次掌握自己命运的改革。在那些从起义者手中夺回的地区,这意味着重新建立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给生锈的儒家政治机器上润滑油。在与外国人的接触点上,摩擦生热,由此而创设了先前没有的机构。无论如何,这个改革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它毋宁是,如中国人后来所说的,与“自强”联系在一起的“中兴”。在19世纪60和70年代的中国,人们根本没有热情把现代性和西方化作为政治和文化目标,正是这一目标在日本起到了显著作用,在19世纪50到70年代间,引导日本人从狂热地憎恨外国人转变为不加批判地效仿外国方法。“中兴政治家并不渴望创造一个新社会,”芮玛丽(Mary Wright)在她对同治时代的经典研究中评论道,“他们想恢复一个自信是根据千年不变的真理建立的、因而可以经过调整,在任何时代都繁荣昌盛的社会。”27

这个限定是重要的:“经过调整”意味着实际上的改革。负责外交事务的新机构总理衙门设于1861年。尽管它比西方人希望看到的正式的外交部要小,但它标志着中国人的思想超越了先前那种乖僻的做法,即把一切外交事务都交由“礼部”处理,以维护这个国家只接受其他国家朝贡的至尊地位。总理衙门的第一位大臣是恭王(1833—1898),他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同治帝的摄政之一。正是这个强烈排外的恭王1860年留在北京与英法协商谈判。这个经历改变了他的思想。整个19世纪60和70年代,他是支持缓和、调停和革新的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

同样值得纪念的是,在设总理衙门的同年,他还力主创办一所外语学校。“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8事隔二十年之后,魏源的常识性建议才成为官方支持的补充。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皇家学院)的建立其结果并不是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入学者只限于满族,而且只有少数人学习初级英、法、俄语课程。1867年同文馆扩大,增加了一个科学系讲授数学和天文学。入学者限于通过了较高等级科举考试的学者,期望以此给这一新事业提供一种正统性的气息。结果令人失望。学生很少而且常常能力极差。同文馆聘请的一位外国教员在19世纪60年代末抱怨说,学生完全由没有活力的满族青年和中年文人学士——一群仕途无望的人——组成。

到19世纪70年代,总理衙门差点抛弃了与其同年诞生的同文馆。同文馆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但它最后被并入了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在1869年后,由于有了资金保证和新的领导,同文馆以一种朴素的方式,甚至获得了成功。那一年丁韪良放弃了他的传教工作,担任同文馆的总教习。那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从海关税中支付同文馆的经费。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雇员,赫德向总理衙门负责,使海关税收成为帝国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使他能够施加实质性影响,以支持各种变革构想。对赫德和丁韪良来说,“现代化”不存在使他们所教的文士—官员感到麻烦的哲学困难。同文馆显然是沿着必由之路的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是一种合作的努力,正如丁韪良所概括的,只要赫德供应油,他就同意布置灯。

于是有了一个稳定的灯光,但它不可能在幽深的儒家文化中穿透得很远。到上世纪末,同文馆已开设了数学、化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国际法、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课程。只从这个不断增加的语言目录中,就可以读出逐渐聚集的威胁的性质。学生的数量仍然很少,每期都不超过一百人。同文馆的毕业生发现,他们的学习并不能使他们有资格担任官职,通向显赫有权势地位的梯子的确不牢靠,而且挤满了步履稳健、未被“西学”的鸦片污染的老派古典学者。这些外国语言和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大部分本应出任中级地方官员,以负责涉外事务,或派出国深造、担任不断增加的驻外使团官员。但在上世纪末,清朝外交政策发生剧烈变化前,本应成为这些专门人才自然出路的新设外交机构中,前同文馆的学生一直未能成为部长级的官员。

以京师同文馆为榜样,19世纪60年代又由地方首脑创办了几所学校。1863年设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设广州同文馆,这两所学校都是由李鸿章鼓吹而成的。在地方官员的强烈要求下,左宗棠1866年在福建创办了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左宗棠公然声称,骑驴赛马是愚蠢的,“钧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他以儒家教义的宽恕精神写道。但他接着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29 这种论点在20世纪不断被重复。

在中兴政治家中,像恭王这样的人物绝无仅有。首先,他是满族,但在自强运动中,驾驭、推动运动的主要力量来自汉族官员,各地的巡抚、总督以及他们的半私人化幕僚集团。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恭王及其满族同僚与本世纪中叶的伟大起义没有关系,而这次起义造就并确立了其声望的汉族官员,成为19世纪60和70年代中兴自强运动的真正领导人。正是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改良与改革思想最清晰的汇合。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奇事物如总理衙门、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其附设学堂——上一代人不可想象的这一切,现在则作为自强运动而受到保护——是适合于传统框范的更大规模政治首创性的一部分。作为帝国统治的中兴之臣,他们在熟悉的儒家领地上作战,作为现有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捍卫者,他们用久经考验的武器装备起来,并由一种伟大的自信和精神所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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