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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

1850年后,中国原有制度的打破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一点最富有戏剧性的证据是本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南地区的伟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或如某些史家称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19世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难以发现的最长的一次战争,一次最具毁灭性的、无可比拟的大流血,一场几乎摧毁了儒家大厦的猛烈恐怖的大暴动。正如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一样,这次起义是由外国影响引起的;毫无疑问,它在基本的方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政治和知识分子历史在起义后发展的方式。然而,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和基督徒的天性,对这场运动发展的影响是难以估价的,而起义对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冲击则大体上是间接的。

对那些从沿海飞地关注起义发展的西方人来说,令人吃惊的不仅仅是起义的规模。由于限制他们接近起义地区,他们只能猜测起义在地理和社会方面的范围大小。他们的激动,开始是由于认识到起义的存在而产生的刺激,随后是叛乱者的恐怖,后来则是起义在思想上的正义性。因为太平军声称他们是基督教的起义运动——不仅反清或反王朝,而且反儒家并致力于创建一个“太平天国”。

这个反偶像崇拜运动背后鼓舞士气的人,是最终被推举为最高统治者“天王”的洪秀全。他是一个失败的学者,出生于广东省花县,虽然他的祖上定居岭南已有十五六代,但他的家族仍被视为“客家”的一支。就是说,作为少数民族和文化上的少数派的成员,他们仍以北方方言而不是广州口语作为口语基础,他们以自力更生的勤劳和好斗的独立性传统为自豪。

虽然存在地方观念,虽然高地客家农民和低地广州居民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客家人还是怀有更大的文化抱负。洪秀全在孩提时代,还不能照看村边山脚下墓地中的水牛,就开始接受古典的儒家教育。他14岁时第一次参加了广州的秀才大考。如果成功,会使他在通向传统成功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但他失败了。在随后的7年中,他在家劳动并担任了乡村塾师。1836年他第二次参加秀才考试,又失败了。正是在这一次考试后,他在考场外的街上闲逛时,遇见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留长胡须的外国传教士,正在一个中国翻译的协助下布道,分发基督教印刷品。洪秀全得到了一本福音派传教士梁阿发所写的《劝世良言》。梁是第一个任圣职、皈依新教的多产的小册子作者。在那时,由于内地仍不开放,甚至没有通商口岸可供他们由此发起宗教征服战争,新教传教士们对这种小册子的功效寄予很高期望。这种小册子比第一次笨拙的《圣经》译本要简单而直截了当,正如一个英国福音传教士自信地指出的,它们“能轻而易举地穿上中文的外套,毫无畏惧地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漫步,这一点我们做不到”。17

在19世纪30年代,基督教的宣传品能够进入帝国的书斋秘室,这一点大可怀疑。尽管如此,至少也有一个皇帝的近臣,把梁的小册子带回花县家中,偶尔浏览一过,放上了书架。下一年,洪秀全还试图再一次通过考试,同样又失败了。这次失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以一种近乎崩溃的状态回到家中,卧病不起,胡言乱语,被一连串奇异古怪的幻觉缠住。18

看见自己被带到一个高旷而又灿烂光明的地方,他的内脏不可思议地被移动、更换;这样净化后,他被引进拜见一个可敬的老人,他的金色胡须垂在长长的黑袍上。这老人给他显示了人类堕落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然后劝告他走向前去“杀死魔鬼”,清洗罪孽的世界。至于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洪要听从一个中年人的指示,他要学会把这中年人称“兄长”。

根据当时的记录,洪从病痛折磨中解脱出来后变成了另一个人,充满高贵和目的感。然而有段时间这一切毫无结果。幻觉消失了。他完全恢复了健康,仍去学校教书。1843年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结果如故。他的失败没有引起他先前曾忍受过的孤独退隐的复发,但他满怀痛苦和造反的情绪回到家中。数月后,他的注意力被搁置了许久的梁阿发的《良言》所吸引——他的一个亲戚通读了此书,发现了其中迷人的深奥含义。洪秀全自己阅读时,他那几乎忘却的幻觉中的意义突然充分显现了出来。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金须圣人是上帝;洪的“兄长”是耶稣基督;而洪本人则是基督的“兄弟”,上天任命的新救世主。于是在一个被失意和挫败逼到精神错乱边缘的心灵里,形成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广州街头相逢的一次机遇,变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洪秀全在最初自命为牧师的时期,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肯定具有力量非凡的个性和感召力。洪秀全开始与几个亲戚朋友交谈,在他家的村庄周围捣毁偶像,到1851年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发展成一个战斗性的运动,拥有数以万计的信徒。这个组织也与当局发生冲突,公开声称反对统治王朝,反抗把汉人置于屈辱奴隶地位的“清朝走狗”和“鞑靼魔鬼”。19随后发生的起义劫掠了中国的几个“饭碗省份”,在1864年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前,据称有数百万或数千万的受害者。而到那时,洪秀全已几乎完全逃避进他的自大狂的幻想世界中去了。他的权威受到竞争者的挑战,这些人发现他们可以从个人的“显灵”中得到自己的优势。政治和军事领导权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运动初期的热情和势头大部分都消耗在内讧斗争中。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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