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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形势

整个19世纪清王朝在政治上处于守势。这个世纪一开始就笼罩在腐败和造反的阴影下。乾隆王朝在最后十年被阴险人物和珅所控制,这个背景不清楚的满族卫士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年迈的皇帝,以至于最后整个行政机构都成为他无穷贪欲的牺牲品。据记载,他怪癖的嗜好是每天早晨像服药一样要接受一个普通的贿赂,装在黄金盆中的珍珠,以帮助他牢记权力。如此奢华而肆无忌惮的贪婪行为,当然会遭到大量非议,偶尔还有人敢冒风险提出弹劾。然而,它更像是开始侵蚀清朝权力结构的腐败的征兆,而不是原因。随着前面提到的横征暴敛的逐渐加重,各地形势更加危险、不稳定。反清情绪高涨,有时以秘密会党组织为核心,这些组织偶尔也扯起效忠亡明的破旗。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和平时期,清朝军队已证明无力接受任何挑战。在一些地区,地方性动乱迅速发展成全面的大规模起义。1796年乾隆皇帝退位;与康熙六十年统治相比,他的退位是不孝的行为。在同一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蔓延几近十年。当白莲教起义被平息时,乾隆已经死了。和珅也自杀了,他的政治机器被粉碎,他巨大的财富被没收。据称和珅的私人财富远远超过帝国国库,国库因“镇压盗匪”的浩大费用和无耻军官侵吞军费而耗空了。嘉庆王朝(1796—1820)是一个严厉而又丧失帝国自信心的时代。

白莲教起义是深入帝国膏肓的一种疾病,它扫荡了中部和西部省份河南、湖北、四川、陕西和甘肃,是一种长期的王朝失调病的复发。同时帝国又感受到另一种痛苦,一种还难以对王朝的健康构成威胁的表皮神经炎症。在乾隆时代,外国船只驶入了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广州,对外贸易因此获得了并非戏剧性的稳定增长。18世纪80和90年代,每年大约有50到100艘商船进入宽阔的珠江湾,主要是英国船,装上丝绸、瓷器、大黄,当然还有茶叶,用来支付这些珍贵货物的则是英国毛织品、少数几种奢侈品和大量黄金白银,在中国人吸食印度鸦片成瘾之前,就已经造成了对这种能赚钱的农产品的无限需求。1793年派抵中国的第一个英国使团,目的就是调整更有利于西方,至少减少不利于西方的贸易条件。这个由马嘎尔尼率领的使团被英国人视为一个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非常适宜的努力,目的在于扩大贸易并使之正规化。乔治三世在由马嘎尔尼带给中国皇帝的自信的国书中写道:“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开展商品交易,无疑有助于发展彼此的便利、工业和财富,上帝给予各种土壤和气候的恩赐,从此将惠及遍布全球各地的他的造物。”2中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英国使节不过是朝贡使者,尽管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而且朝见之日又很荣幸的是皇帝生日。老皇帝得意地传谕称:“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3

事后我们可以在这文化的暗示中瞥见19世纪中西关系具有相反目的的深刻悲剧。1816年,外国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和鸦片的引进已开始影响到贸易的平衡,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在一次类似的出使中遇到了类似的挫败。这不是我们在此要关注的历史责任。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点:19世纪中国人对他们所处形势的了解,是由国内外危机、熟悉和陌生问题相汇聚而形成的。对清代政治家来说,把这些不同问题判定为一种单独疾病的征兆,并以严厉的儒家方式开出在过去曾使王朝命运起死回生的道德药方,是很自然的事。总之,这是一种直觉判断。外国的侵犯无疑造成了本国的不稳定。相反,中国人无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却成了西方的要求逐步升级的一个根本诱因,也是西方人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但最终这也不是有效的疗救。19世纪50和60年代逐渐掌权的一代中国领导人,在其思想和阅历中,19世纪历史的两大主题——中兴和自强,维新和变革——已混淆不清,无法得到系统清晰的表述。就政治效果而言,两者也倾向于互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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