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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的中国观

当儒家君主政治思想在17世纪逐渐通过耶稣会的报道媒介传人西方时,这种高尚品格使欧洲人感到惊奇而欣喜。16世纪初期利玛窦在中国宫廷中确立了他的组织的特许地位。他在结束描述“这个奇妙帝国”的政府时让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值得注意的与西方不同的标志”,是“整个帝国由博学的即通常被视为哲学家的阶层来管理。有秩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由他们来承担”。3从此,欧洲人崇尚中国事物的风气,超出了罗可可趣味的局限,不再只喜欢“具有中国风格的东西”,而开始对中国人的思想和道德产生了兴趣。

莱布尼兹在出版于1697年,题目为《中国最新消息》的小册子中,表达了一种不寻常的观点:

 

我们自己的情况在我看来已经糟糕之极,鉴于道德腐败发展到这种极端的程度,我几乎认为有必要请中国人给我们派传教士,教给我们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一如我们派去传教士给他们教授天启神学。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智者当法官——不是判断女神的美,而是判断人民的善——他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除非我们比他们更崇高,就是说,能授予他们超人的善——基督教的神圣礼物。4

 

半个世纪以后,伏尔泰写道,省出“基督教的神圣礼物”送给中国人,只不过是为了表示不无嫉妒的庆贺而已。“他们完善了道德科学,而这是所有科学的起点。”5

“我们不应盲目热衷于中国人的美德”,伏尔泰在收入《哲学词典》的一篇论中国的文章中告诫说:

 

他们的帝国政体事实上是全世界最好的,是唯一以父权为基础的国家(这并不妨碍官员监禁其子女);在这个独特的国家,一个省的总督外出时如果不能受到人民的欢呼致敬,就会受到惩处;任何地方的法律都是惩戒犯罪行为的,而唯有中国的法律是用来奖赏善行美德的;当我们仍然在接受征服者勃艮第人、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风俗习惯时,只有中国使征服者采纳了它的法律。但我必须承认,中国的普通人民和我们的人民一样无赖、卑鄙;和我们的人民一样,他们卖给外国人的一切东西都索要高价;在科学方面,中国人还停留在我们两百年前的水平上;和我们一样,他们有成千上万极其荒唐的偏见……

我还要说,他们的医生治疗道德疾病并不比我们高明;而中国人靠自然治愈较轻的病症,也和我们一样。早在四千年前,当我们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经了解了所有我们现在自夸的绝对有用的东西。

我要再次强调,中国有学问的人的宗教信仰是令人钦佩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离奇的传说,没有侮辱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四千多年来,最原始的道德祭礼在他们看来似乎就是最好的。6

 

莱布尼兹、伏尔泰和许许多多自认为对中国的榜样抱有热情的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当然是在用中国赢得辩论,这种辩论主要是讨论近代欧洲文化而极少涉及中国的现实。即使在那时,他们的观点也不无分歧。蒙田极其反感中国的专制主义,他不明白“只能用棍子统治的人民会有什么美德”!7卢梭鄙视中国人缺乏自然感情。黑格尔发现中国没有绝对精神运行的任何迹象,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历史。最著名的是亚当·斯密的发现:“中国也许仍停滞不前,但它并未倒退。”8稳定不变的文化形象逐渐成为欧洲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观:“最原始的祭礼”逐渐被视为对暴虐的古代风气的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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