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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现在去中国访问,人们所看到的革命前所未有。无论与1949年革命胜利时比,还是与国民党掌权时代比,或与一个世纪前帝国儒家统治的漫长衰亡过程的最后阶段比,这个国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近代历史,给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留下了永恒的烙印。为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本身,体现为水库大坝、铁路桥梁、横贯原野的高压线路、通往穷乡僻壤的照明电线、浓烟滚滚的烟囱、粗陋笨大的车间、横七竖八简陋单调的现代公寓楼房。人们看上去比过去更健康,比早年留下的褪色照片中的形象更整齐同一——更为一致地富裕。一个人很容易相信(在他被极力要求如此时),中国人民有不错的供应、良好的医疗和政府提供的比较全面的服务;既然已经没有特权与无特权的截然划分所造成的令人震惊的社会差别,一个人就不可能感到非常痛苦。

但他明白,这仍然是中国,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飞临的大地风光依旧:中部南方的田野如锦绣铺成,北方高原则风尘弥漫。人们熟悉的农业中国的水道河流仍在,一如记忆中的印象:笨重的帆船,轻灵的舢板,一簇簇的村落,古老青石和现代水泥筑成的狭小街巷。而乡村本身,自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是充满生机的地方,充沛的生命活力,形态各异的生存方式,甚至过分的拥挤,这正是我们对中国乡村大致不差的想象。

与可见的情形一样,心灵中隐蔽的景象同样充满活力。下面的叙述所强调的变革,自19世纪初以来,使这种内在风景变得几乎无法辨认,这种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认识。然而,当我们审视社会目标和个人责任意识的变化时,出人意料、更为迅速的变化,是关怀美好人生的设想和对社会及自我的态度。这些现象,正是我们将要关注的。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历史的精神可以用“传统内的变革”这个短语来描绘(这个短语经常用于概括漫长的王朝历史),因为能贴切地称为“传统”的东西已经很少了。但不可否认,中国本身仍然与众不同地保持着它自身的社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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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叫“生逢其时”,本书集中叙述的年代,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生逢其时。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是我们叙述的重点。我们论及的人显然是少数,他们切实感受到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传统的阻力,而且充分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足够的自信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知识分子”是一个宽泛而难以分析界定的概念,它既不是一个社会的或经济的阶级,也不是那些严格意义上以学术为业的人,而是一系列有思想、能作出反应和表达的个人。既然他们的思想的形成和有序的表达,都源于个体生命的体验感知,因此,我就试图——至少在处理主要人物时——传达出思想观念背后的某些个人感受,诸如家庭背景、所受教育、脾气性格、情感态度、偏颇成见——总之一句话,使知识分子群体具体化,并赋予它生命和个性。既然他们的动机,最终毫无例外,都不是对形势的简单反应,而是说服其他人奉行他们的观点,那么我要尽可能地让人物自己说话,即使是译文,也要依据权威的原文而不是综合的译述。我也试图在翻译中持这种态度,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宁愿对原文作更自由的翻译——我希望不会歪曲其原意。

写作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引起、满足普通读者的兴趣,他们希望分享一种具有吸引力但又陌生的历史经验中的某些东西。专门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在本书中很难发现令人惊奇的人物、表演和戏剧性故事。虽然我竭尽所知,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述全景式的现代中国历史,但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的解释观点的人,或者反对我评论某个人或问题的观点的人,会同意这是一个写给广大读者的故事。不应该把中国现代史仅仅看成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背景中的一个外来的碎片,而应看做一种历史经验。这个经验提供的重要的洞察方式,能使一些人们熟悉的观念和期望,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变得新鲜而且彼此关联,从而成为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东西。

本书的谬误无疑很多,真诚希望有兴趣的读者给予指正。由于主题、容量所限,由于我自己所知有限(至少在很多问题上是如此),因此疏漏在所难免。从综合性或系统化的意义上说,本书不敢妄称是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它只是对某些特定关怀的解释,正如胡适1919年描绘自己和其他人时所说,是“努力造成公众舆论的思想家”所领悟和表达的东西。本书必须有所选择,选择即意味着有所取舍。我不想设定一个单一的统一主题,围绕主题安排我要写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形形色色,无法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在本书中,读者仍然能辨别出一种对特定领域的知识问题——我宁可说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探索——的一般成见,用奥尔特加的话说,“精神自由……知识权利……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1 在20世纪,特别是一二十年代新文化出现并产生作用时,这种探索达到了结合点,成了不断发展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历史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也可以按照这种更为普遍的关怀,来评价19世纪变法和本世纪(20世纪)最初十年激进政治的意义。

许多竭力维护哲学和学术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在使用非传统的措辞,但他们没有对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本书中没有对他们给予同样的关注,而这是更宽容的叙述史应注意的问题。按我自己的标准,很难判断我没有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学任务是否得当,当然鲁迅是个例外,他似乎总是与众不同。许多出现在本书中的知识分子,都强调文学具有影响公众思想行为准则的重要意义,从一开始,揭示中国革命危机的“新文学”,就一直受到教育、社会、审美和个性动机的强烈刺激。但是要贴切地讨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会涉及相当复杂的风格和内容问题,而且在其他问题中,也会涉及对革命时期文学论争的分析。所有这些,不但要求有超出我讨论范围的更大容量,也要求有专门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判断能力,而我不敢说具备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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