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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伟大企业的创业史(一)

      在孟买的金融崩溃和英国阿弗伦特·加奈公司的危机之后,汇丰像凤凰一般,从旧银行和泡沫公司的废墟中升起。 —景复朗(Frank H. H. King),《晚清帝国时期的汇丰银行》(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406月,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以清政府销毁英商鸦片为导火索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后,清政府被迫签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银元2 100万两……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除割地赔款之外,是更多沿海、沿江城市被迫对外开放,西方对华贸易进入新的扩张期。外商所需融资金额日益增多,融资结构日趋复杂。香港的商业巨头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在此背景下,1865年,汇丰银行应运而生,并在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度过了最初的十年。

1

领先一步:汇丰银行诞生

      多年以后,当苏石兰回忆起当年在香港创办汇丰银行的场景时,内心依然充满了自豪与骄傲。那是在1909年冬天的汇丰年宴上,苏石兰首次公开披露了这家银行45年前创办时的一些细节。

      1864年初,我碰巧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小轮,从香港驶往汕头、厦门和福州,它的速度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现代轮船的,我估计它每小时只能航行八海里。船上陈列有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其中有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我专心阅读它们,简直入了迷。我平生从未开过银行账户,只在买办那里有一个账户,而且是经常透支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

      “这个主意在我心里酝酿了几个月,也许时间还更长一些,但决定的时刻终于来到。某天,由在中国较知名的伊斯特利(Eastleigh)船长驾驶的‘渥太华’号邮船到达香港。我照例上船和船长洽谈业务,他在谈完后邀我到船长室去听取一项极为重要的密讯。他告诉我,孟买的热心人最近开设了一家‘中国皇家银行’,他们自己占有2/33/4的股本,马上要派遣一位特使到中国来分配余下的1/41/3的股本。

      “我考虑后认为,既然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建立在自愿合作基本原则上的繁荣兴旺的保险公司,我们也应当用同样原则努力创设一家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是,当天晚上,我写出了现在还存放在汇丰银行档案内的那份计划书。资本只有五百万港元,以今天汇丰银行的地位来看,这是一笔很不像样的数目。次日,我把这个计划书拿到我的朋友波拉德(Pollard)先生那里,他那时是香港最优秀的律师。我对他说:‘这笔生意你可以做。’他看了一下,马上看到有一万港元的手续费可得,就拿了这份计划书走遍了香港所有大商行。除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以外,那时在中国的每个有名商行都把它们的名字写了下来,成为这家五百万港元资本的银行的临时委员会成员。计划书就用临时委员会名义发出去。不到一星期,我们想要在香港分配的全部资本都募足了,而且大大地超额。两三星期后,‘中国皇家银行’所派的特使来到了,我回忆他的名字是诺尔·波特(Noel Porter)先生,他要筹集的股本连一股都没人要,也找不到一个可能担任董事的人。不用说,在极短时间内,孟买的‘中国皇家银行’就关门大吉了,只落得一个即使不是可耻、至少也是个不幸的下场。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企业的创业史。”①

      在孟买的银行家到来之前,苏石兰已经抢先一步,一份按照苏格兰银行标准行事的计划书出台,随之第一家以香港及中国内地为中心的香港本土银行诞生。

      其实,汇丰银行的诞生,是中国政治及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而催生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与第一次非但没有区别,结果更为严重。清政府依旧腐败无能,西方列强则是肆无忌惮。就直接的商贸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除了割让香港岛之外,广州、福州、厦门、上海、宁波五口岸开放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则除了割让九龙之外,进一步开放牛庄(今营口)、天津等7个沿海城市,以及镇江、南京等4个长江沿岸城市。沿海与沿长江流域大片腹地被迫开放,更多扇中国大门被打开,为外商展现了更为广阔的贸易前景。

      此时的香港和上海,并不是没有银行在本地存在。像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又称麦加利银行)等均已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开展业务。然而,这些银行总部不是设在伦敦就是设在印度,经营重心并不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见表11)。

11汇丰成立前在华外资银行一览

银行名称       成立时间

及总行所在地       香港分行

设立时间       上海分行

设立时间        

丽如银行       1842年,孟买

1845年移至伦敦)   1845   1849

1847年设代理处)   the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称东方银行、东藩汇理银行。1851年,英国政府颁布“皇家特许状”,鼓励其“在好望角以东任何地区建立机构,经营兑换、存款和汇划事业”。

汇隆银行       1851年,孟买

(后移至伦敦)    1861   1855年设代理处   the Commercial Bank of India & Far East 1866年在金融大恐慌中倒闭。

呵加剌银行    1833年,孟加拉

(后移至伦敦)    1858   1854   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Ltd.1858年根据英国皇家特许状进行登记。

有利银行       1853年,孟买

(后移至伦敦)    1857   1860

1854年设代理处)   the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也称印度伦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1853年,英国政府颁布“皇家特许状”。

渣打银行       1853年,伦敦      1859

1858年设代理处)   1858   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 Australia and China,也称麦加利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1853年,英国政府颁布“皇家特许状”。

法兰西银行    1848年,巴黎      1860   1860   the 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没什么特别表现。

汇川银行       1861年,孟买      1861   1861   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1866年在金融大恐慌中倒闭。

利华银行       1863年,孟买

(后移至伦敦)    1864   1864   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在投机高潮时成立,1866年在金融大恐慌中倒闭。

利生银行       1862年,伦敦      1864   1864   Bank of Hindustan, China and Japan, Ltd. ,在投机高潮时成立,1866年在金融大恐慌中倒闭。

利升银行       1864年,孟买      1864   1864   Bank of  India,在投机高潮时成立,1866年在金融大恐慌中倒闭。

 

      注:本表主要依据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月)、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3月)等书整理。

      香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当时洋行所办理的银行业务,以及几家总行设在伦敦或印度的银行,已无法满足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在这里经营的洋行大班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

      1861年,充当商界团体喉舌的香港总商会宣告成立,香港的商业更加兴旺。两年后,为适应海运和转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湾仔建成了香港第一座可供汽船停泊的现代化码头。同年71日,一批航商又组建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担任公司主席。与此同时,被后人称为“香港通货之父”的香港总督罗便臣(1859~1865年在任)把促进金融业发展,作为其任内的施政重心。虽然香港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伦敦和孟买的银行进驻,但如果有一家本地银行,则不仅可适应急剧扩大的贸易发展需要,而且可以照顾到香港殖民政府关于港口码头、公用事业建设的需求,为香港殖民政府出力。

      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以上海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融资,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汇丰发起人在写给英国殖民大臣的信中称:汇丰银行的成立,在于“满足一项绝对需要,这是由于(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行不能应付本地贸易的各种需要,包括香港和中国内地、日本通商口岸之间的生意,现在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需要运用更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任何银行代理处所能应付的”。①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6486,汇丰银行召开由多家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苏石兰的提议,临时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宝顺洋行(又称“颠地洋行”)担任。也就是在这次会后,汇丰发出了银行计划书。

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3,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租借的获多利大厦。140多年来,大楼几经重建,但地址未曾改变。

一个月后,上海分行租借位于外滩的中央饭店(后改名汇中饭店,旧址位于今和平饭店南楼处)底层正式开门营业。①

2

成功根基:发起人实力超凡

      打开苏石兰执笔的这份计划书,我们看到,在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构成名单中,除苏石兰之外,是一长串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在港著名洋行(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国企业)经理的名字:英国宝顺洋行孔莱,美国琼记洋行阿尔伯特·赫德,大英轮船公司苏石兰,英国乜洋行麦克莱恩,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忌利士,德国禅臣洋行尼逊,英国太平洋行莱曼,英国费礼查洋行施密特,英国沙逊洋行亚瑟·沙逊,英国公易洋行布兰特,印度广南洋行佛兰治,英国搬鸟洋行亚当森,丹麦毕记洋行海兰德,印度顺章洋行丹吉韶,以及法律顾问波拉德。①

      有了这些实力雄厚的洋行参与发起,可以说汇丰银行已经成功了一半。

      担任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是宝顺洋行的孔莱。宝顺洋行是继怡和洋行之后在中国开设的“第二个私人的英国行号”。这两家最初设立于广州后移至香港的洋行,其创始人均为苏格兰人,同以贩卖鸦片发展壮大。人们也许没有忘记,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州禁烟时,缴获宝顺洋行鸦片之多,仅列于怡和之后。不过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宝顺与更强硬、更傲慢的怡和相比有程度上的差别。在鸦片战争之前,宝顺洋行除了走私鸦片等进出口贸易之外,其业务涉及航运、银行、保险等方面。1805年,它在广州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现代保险公司—谏当保险行。在孔莱代表宝顺洋行发起组织汇丰银行之时,这家洋行的势力已经深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各通商口岸,并且还是印度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中国代理。正是由于愿意参与共同组建专业银行的宝顺洋行有着领先于同侪的历史,所以坐上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位居临时委员会第二的琼记洋行,是地位和实力直追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另一美国洋行。这家于1856年将总行由广州移至香港的美国洋行,在19世纪60年代初,除了香港总行外,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汉口和澳门等地,均已设立分行。和宝顺一样,琼记洋行的经营范围极为广泛,在中国境内的航运业活动尤为活跃。琼记斥巨资购进船只航行于长江,其中“火箭号”轮船是第一艘打着美国旗帜上溯长江进入汉口的船只。1865年,它又联合一批英美洋行,成立了航行于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省港澳轮船公司。此外,它在香港的许多企业中都有投资。正是由于它有着如此雄厚的实力,汇丰银行作为一个向英国政府申请设立而在香港殖民地政府注册登记的英国银行,琼记洋行的老板阿尔伯特·赫德坐上了临时委员会第二把交椅。

      汇丰银行的最早发起人苏石兰,虽然排在临时委员会第三位,但宝顺和琼记洋行并没有遮住他的光芒。苏石兰的名字与英国航业巨头—大英轮船公司密不可分,它曾被认为是所有悬挂英国国旗的轮船公司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当苏石兰于1852年来到中国时,他不过是这家轮船公司的普通一员,而在发起成立汇丰银行之时,他已是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20年后(1884年)更成为该公司主席。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两年,他联合怡和、德忌利士等洋行组成了后来雄霸华南地区和香港造船工业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并担任主席一职。在香港,此时的他已经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汇丰银行成立过程中及其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苏石兰可谓劳苦功高。

      此外的十多个成员,同样个个实力不凡、能量极大。如禅臣洋行,是德国在中国成立最早的洋行之一。1846年由西姆森创设于广州的禅臣洋行,1858年又在香港设立机构。西姆森返回汉堡后,尼逊出任禅臣洋行经理。在他的领导下,禅臣的业务迅速发展,在福州、汉口相继设立分行,在上海、香港、广州之间建立定期航线,积极参与中国的沿海转运贸易。而在香港的一些英国企业中,它也同样拥有其股份。有禅臣洋行的加入,汇丰与德国汉堡的市场也就多了一条联系的纽带。

      又如临时委员会成员沙逊洋行的阿瑟·沙逊,是在印度孟买发家的沙逊洋行创始人大卫·沙逊(David Sasson)之子。1844年由孟买进军中国的沙逊洋行,由于控制着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源头,在鸦片贸易中异军突起,并在日后一举击败怡和、宝顺等洋行而独占鳌头。19世纪60年代以后,其分支机构遍布广州、上海、宁波、汉口、烟台、福州、天津等地,在中国内地已经进行着多方面的活动,在香港地产、仓库、码头、保险等方面均有投资,只是这时它的主要活动中心依然在印度。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新沙逊洋行成立以后,中国成了它的主要舞台,并逐渐成为汇丰银行的一个主要台柱。

再如英国搬鸟洋行,它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曼谷等地均设有机构,为汇丰银行在南洋的支柱。其他如太平洋行、费礼查洋行、公易洋行等,在参加发起汇丰之时,除了在香港有着不凡的实力外,其在中国的经营机构同样已经遍布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

      14名发起人之外,汇丰银行刚成立时,从当时香港、上海的银行中挖来了大量优秀银行家,如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第一位经理克雷梭、第一位会计师格里哥,上海分行首任经理麦克莱恩。他们在加盟汇丰之前,分别是法兰西银行香港分行的前任经理,利生银行的卸任会计师和沪上最大银行—丽如银行的署理经理。

      从以上名单中我们看到,有了这些实力超凡的发起人,也就意味着汇丰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成功根基。

      不仅如此,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将总行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关照。

 

3

与洋行之王的冲突

      在汇丰银行的发起人中,参与者都是当时各国在香港拥有雄厚实力的洋行。但是,在这份名单中,人们没能见到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与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名字。它们与宝顺洋行一道,是当时香港最有实力的三大洋行。

      汇丰筹办之初,在临时委员会名单里,其实是给怡和与旗昌保留了位置的。怡和直截了当地予以了回绝;旗昌虽然态度温和,但拒绝入股,不曾加入汇丰临时委员会。准备以全体领袖商人相号召的汇丰银行,实际上遭到了两家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领袖洋行的抵制。

      由鸦片商人渣甸(1784~1843)和马地臣(1796~1878)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怡和洋行,其前身可推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立的柯克斯·里德行号。香港开埠后,怡和将总部迁往香港。由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殖民地串联起来的中国东南沿海,是怡和鸦片趸船和飞剪船(快速帆船)驰骋的疆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怡和的主要生意经,正是通过巨额投资和大量收购印度鸦片,将之运往中国沿海销售,从而打造出了无比强大的鸦片帝国,成为当时外商在中国最大的洋行,被称为“洋行之王”。

      怡和与宝顺一直恩怨不断。19世纪30年代初,这两大洋行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时,适逢加尔各答商行纷纷倒闭,怡和洋行运送鸦片的飞剪船将此消息带到广州,渣甸本人在佯装若无其事的同时暗自部署,因此怡和损失有限,但他向宝顺封锁消息,致使宝顺洋行损失惨重,双方从此结下恩怨。直至宝顺在1867年濒临倒闭而向怡和求援时,怡和依然见死未救。

      同样,旗昌和琼记洋行在中国的航运业务方面竞争激烈。有历史学家认为,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旗昌洋行与琼记洋行,都是互不相容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怡和宝顺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所以,有宝顺参加,怡和自然不愿加入。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行商人在中国以交叉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企业内部的资本关系,已经相当普遍。轮船码头、船舶修造、保险等领域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外国大型企业,大多由多家洋行联合出资创办。如旗昌轮船公司,除主办者旗昌洋行外,还包括上海著名的15家美、英及欧洲大陆洋行。由苏石兰担任主席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其主要创办人也包括与船运业关系密切的怡和及大英、德忌利士两家轮船公司。

怡和与宝顺此时也并非没有一致的行动。像1863年上海至苏州的铁路计划,参加者就有宝顺、怡和等26家洋行;1865年广州至佛山的铁路计划,同样有怡和与宝顺等17家洋行参与(以上两计划最后均未成功)。

      其实,逐利的本性、获利的多少、利益的得失,才是怡和与旗昌决定加入与否的关键。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怡和、旗昌等大洋行兼营。战后,一批在伦敦注册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银行,虽然先后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蚀着这些洋行的业务领域,但国际汇兑业务仍然把持在有实力的怡和、旗昌和宝顺等大洋行手中。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洋行的把持,英国在华银行的汇兑业务并不曾顺利地开展起来。那时,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最有实力的丽如银行,其全部外汇生意还抵不上旗昌洋行的一个外汇柜台。怡和的实力则比旗昌更为强大。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怡和就以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现金开展汇兑和贷款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的银行部门实际上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包括一般的商业汇款,连英国政府的汇款也由它经手。各国领事汇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还在用它的汇票,其他洋行和为数不多的外资银行没有一个能够与怡和分庭抗礼。

      为了保持与中国商界和政府的密切关系,怡和洋行还曾积极贷款给中国的钱庄和地方政府。当时,据称怡和与上海70多家钱庄保持着密切联系。1863年,怡和创办“怡和钱庄”,向中国富商放款,在上海滩声名显赫。老牌的怡和洋行正是不愿放弃利润优厚的国际汇兑和贷款业务,才拒绝入股汇丰。不论是旗昌还是怡和,都不会主动放弃它们的银行业务。金融服务的大头,由大洋行转到专业银行经营,尚需经过一番博弈。

      这些大洋行与专业银行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在汇丰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更加暴露无遗。汇丰要正式成立,必须由香港总督颁布特许令,在香港完成立法,同时获得英国政府批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第一次有正式记录的会议,是在186486,汇丰正式营业的时间是186533。取得英国政府的营业执照,则到了1866814。尽管汇丰银行营业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营业执照却迟至一年多才拿到手。

      出现这样的拖延,交通条件的限制是一个原因—当时轮船从伦敦驶抵香港至少需要50天,但汇丰的传记作家柯立斯认为怡和洋行从中阻挠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个营业执照的第四条规定:汇丰银行除了在中国以外,还有权在伦敦、印度、新加坡、日本等地设立分行,经营承兑、存款和汇付的业务。数家在华外资银行的侵入,虽然使怡和等大型洋行对银行业务的掌控有所削弱,不过这些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伦敦或印度,真正的威胁并不大。汇丰银行总行设于香港,对怡和获利丰厚的汇兑业务,自然是个大威胁。

      因此,怡和拒绝接受配股,并使出浑身解数,在香港、伦敦两地同时展开一系列阻挠活动,特别是针对汇丰经营汇兑权力的漫无限制。但是,怡和的反对使汇丰银行获颁营业执照时间拖后,却并没能阻止其获得执照。汇丰说服英国财政部同意其根据专项汇理银行条例注册成立,在香港设立总部,并享有发钞和接受政府存款的权利。

      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旗昌洋行在汇丰取得执照当年的12月加入,它的老板福士(H.Forbes)随之加入汇丰董事会。怡和则迟至1877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主意,与汇丰展开了合作。

4

1886:环球金融大恐慌

      汇丰银行是乘着金融热潮的风帆,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开始营业的,然而随即它就受到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严峻考验。

      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的五六年间,英国金融业迅速膨胀,香港和上海同样出现了一个昙花一现的银行创设高潮。

      在英国本土,1860~1865年间,包括银行、贴现公司、金融信托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的数目和资本直线上升;英国殖民地银行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的四年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这几年新设的英资银行,同样如雨后春笋。首先是1861年汇川银行进入香港、上海,接踵而来的是1864年利华、利生和利升三家银行的开张。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在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印度的棉业出现了一个投机的热潮。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棉输出受阻,使一向惯用美棉的英国棉纺织业转而趋向印度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一时成为英国大小资本家投机的对象。而在棉花价格由每磅两便士猛升到七便士的1865年,上海商人对棉花也同样趋之若鹜。据史料记载,这一年仅从上海载运棉花到英国去的船只,就多达250艘。

      棉业投机带动着金融投机。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在上海成立的英资银行,正是这样的一批银行,它们打着一两百万英镑资本的招牌,金库中却空空荡荡。像利华银行名义上虽有200万英镑的开办资本,但实际上却是由另一家投机公司的股票升水构成;利生银行名义上的资本同样是200万英镑,但实收资本只有17万英镑,连额定的1/10都不曾达到。

      以上是国际背景。就中国本身而言,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第一大通商口岸城市,其他更多商埠的对外开放,与上海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而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苏松一带地主豪富纷纷涌向上海,银元大量流入,房地产价格飞涨。无节制的孟买棉业热潮的影响,加上上海等对外商埠的金融升温,所有这些,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投机的环境。

      1864年上海进入金融投机活动高潮时,几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不从事汇兑投机业务,上海金融市场“没有一夜得以安宁”。汇率波动异常剧烈,利率同样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之上,从来不曾低过12%,经常是18%24%乃至36%

      银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银行股票大幅升水,股价节节上扬。新成立的银行自不待言,如利华银行刚一开办,一张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高达25英镑,升水150%。老银行的股票同样备受追捧,如有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5英镑,最高市价达70英镑,升水近200%。麦加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0英镑,最高市价达46英镑5先令,升水也在一倍以上。其他像丽如银行的股票升水70%,汇隆银行的股票升水40%……

      但是,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震撼欧洲的棉业危机开始了。

伦敦首当其冲遭受沉重打击。18664月,伦敦贴现公司和巴奈特银行先后倒闭。510,“在英格兰金融界享有最佳声誉”的阿弗伦特·加奈公司宣告破产。随后,危机以料想不到的速度和猛烈程度继续肆虐。1866年一年之内,一连倒闭了17家银行。

      伦敦的阴霾迅速笼罩了东方市场。在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孟买,包括孟买银行在内、资本共计1 200万英镑的12家大小银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倒闭。

      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被割占或开埠20多年以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在金融狂潮中成立的汇川、利华、利生和利升四家英资银行齐齐倒闭。此前进入上海的汇隆银行,也未经受住风暴的袭击而坍塌。一年前还在扩充资本的呵加剌银行同样负债累累,其上海分行在当年7月一度停闭。以前大幅升水的银行股票,此时无不掉头向下,就连景况最好的有利银行的股票,也由70英镑猛泻至33英镑,股价蒸发过半。

      经过1866年的大浪淘沙,在香港和上海能够继续维持生存的,只剩下了5家银行—3家老牌英资银行: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1860年成立的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

汇丰是幸运的。因为其发起人实力雄厚,又有香港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没有出现重大的财务危机,因而新生的汇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的

考验。

      然而,汇丰并非没有遭受打击,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汇丰银行重要的支柱之一宝顺洋行的坍塌,不仅在香港和上海商界产生巨大震撼,更给汇丰造成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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