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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头脑热的心”

  胡舒立

  收入此书的约50 篇文章,都在从前的《财经》杂志和现今的《新世纪》周刊的谢国忠(Andy Xie)专栏上发表过,我也认真拜
读过。我和Andy 相识于90 年代中期,十数年来常有联络交谈,自信对于他的见解还是熟悉的。但是今天系统读完这些文章,我却觉得文章新鲜如初,并生发出许多更深入的感受。

  Andy 有思想,好写好议。记得他当年在摩根士丹利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时,几乎每两天一篇英文长文,写毕寄给大家,就包括了我。我几乎每篇必看,也转给同事们看,大家都喜欢。当时职务在身,Andy 不愿意写专稿。2006 年离开投行后,我专门约请他先后担任了《财经》和《新世纪》的特约经济学家,为杂志写专栏。Andy 痛快地答应了。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他仍然用英文思维,写英文,我们设了专人翻译,力争把文章中的哲学意味翻译出来。文章的英文,也同时发表在《财新网》,Andy 还是同步通过Email发给友人们。
    Andy 是经济学家,但他的文章有一种哲理意味。《新世纪》主编王烁主修哲学,一直评价Andy 是“经济学家中的哲学家”,我们都认同。
    Andy 勤思。我每每诧异、钦佩他不倦的思索。他总是思如泉涌,侃侃而谈。我们相会,常态是他讲, 我听,我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引来他的长篇回答。聆听他的表述是一件快事,不仅听得有趣,而且受益良多。在朋友们聚会场合,只要他在,就是谈话中心。他总在不无率真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有时还喜欢跟别人辩论。当然,无论是说还是辩,他都是为了求得真知,毫无炫耀之意。对于Andy 来说,思考是一种快乐。
    Andy 善思。他喜爱着眼大问题、根本问题,常常是别人认为“不言自明”的事,他也会思辨再三。我想,这可能就是称他为“哲学家”的主要依据了。他不像一般分析师那样,留连于数据的迷宫里。Andy 也追踪数据,但他更乐于探索不同经济变量之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他的眼光常跳出经济,将经济现象置于更宏大的视野里,探究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等领域的复杂关系。这样思考洗去匠气,其结论更为深刻也更为可靠。我常想,在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不缺乏能建立或熟练运用数学模型的专家学者(他们诚然有极可贵的作用),但是,我们更期待中国能出现熊彼特、亚玛蒂亚· 森那样能够融通多个学科、对人类命运展开深入思考的经济学家。
    Andy 的立场是独立的、一以贯之的。他总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政府的政策。在本轮经济危机爆发后,当“信心”在各国被渲染得无比重要时,他却尖锐地指出,“信心并不是中国家庭消费相对疲软的原因,事实上,收入低、财富积累少才是真正的肇因。”当人们为美国经济的暂时企稳而欢欣鼓舞之时,他却“不合时宜”地举出数据,质疑道,“在美国金融机构尚未降低杠杆率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危机已经结束了呢?”在许多人眼中,Andy 总是“看空”的,其实不然,他自己曾多次表示,从长期来看,他对中国经济是乐观的。我想,这种“看空”毋宁说是他独立思考的标志,也是萨缪尔森所谓“冷的头脑和热的心”的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界,“诺诺”之人很多,我们极需珍惜、尊重这样的谔谔之士,至于他的观点对错,那是尽可以自由讨论的事情。
    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思想者气质,他的观点是深刻的、引人深思的,他的判断是准确而有力的。让我们重温一些他当年的论述,体会一番时间的力量:

  
——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他说,“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

  
——对于所谓“中国模式”,他的概括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和由外国主导的出口。” “中国既未形成自己的一流品牌,也未发展出主流技术。”

  
——对于房价,他说,“中国的房价从根本上应被看作一种税收。”“更深层的原因是,过去十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刺激它们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并最后落在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
    因而,读者阅读此书时,除思考文章内容之外,还不妨体味、借鉴他的思考方式,这也许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Andy 的思考是前瞻的。已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说法是,他早年之所以能赢得业界认可,是因为他作了三大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回归后的房价下跌和上世纪末中国的通缩。再任举一例,我们正为之焦虑的劳工问题,我在重读这些文章时发现,他多年前就预见到其严重性了,他还提出了政策建议,让城市接纳他们。Andy 并非一名占卜者,他的预测之所以应验,并无神秘之处,不过是他学术功底和批判思维自然而然的结晶。
    Andy 喜欢预言,但他并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不可能做到事事应验,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却也引起了一些议论。我认为,预言虽然不是检验分析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尺,但至少是一个重要的标尺,否则,分析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和作用。但是,预言又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其实,Andy 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他曾在《二次探底之忧》一文中说,听别人预测未来,基本上是浪费时间。事实上,经济本身就预示所谓“经济预测”根本没用。他还说过,“其实从经济学上来说,预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经济或股市并不以人的预测而改变,但是人都希望有奇迹发生,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也就有了预测。”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如果预测成为共识、成为理性预期,那必将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因此,Andy 有些悲观预言没有兑现,焉知不是这种预期警醒了政府、从而采取了相应措施的结果呢?
    应该说,Andy 的观点能有今天的影响力,其实还得益于他的写作。他用英文写作,文笔晓畅而生动。他善于把复杂的经济学原理形象化,如“通货膨胀就像一条河流,而货币升值如同暂时阻断流水的大坝,当坝内的存水漫到边缘,通胀就会再次发生。”他的文章中不时出现一些妙喻,如“或许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央行又会采取新的行动。投机者又开始坐不住,分析家们又会像工蜂一样出来收拾局面,然后投机热潮继续。”加之Andy 英文甚佳,文章常见诸国际知名媒体,他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观察家便不难理解。
    如今,Andy 正处于知识、阅历和精力理想结合的盛年。我诚挚祝福他事业日进,并继续为我们的读者奉献更多富有洞见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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