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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东县城

  

我们乘坐的“长江一号”快艇,像是一条怪头怪脑的箭鱼。当它启动时,会有一股浓烟突然升腾出来。那艘快艇上布满了俄文字母,似乎是购买自俄罗斯的二手货,窗口的玻璃早已被磨成了半透明状态,向外看,像是必须要穿越的一片腾腾雾气。

快艇是从太平溪镇的码头开出的。我6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在宜昌车站等待客车将我运到码头。“明早7点半发船。”售票员前一天斩钉截铁地说。但一直到8点半,我们才上了客车。9点钟抵达码头时,又被通知船运公司对旅客人数估计不足,快艇的数量不够,只能先运载远途客人,我们这些前往巴东或巫山的短途客人要继续等待。

人群中一阵骚乱,人们涌到调度员面前,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把自己裹在黑夹克里。“这是春运期间嘛!”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到铁栏杆背后,一个人站在江边吸烟。

旅客们最初的烦躁开始平息下来,原先挤成一团的人群各自分散开。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和自己的儿子抱怨,她嘟囔着说话,让人听不清,年轻的情侣则在一旁闲聊,还有更多的人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睡眠不足的疲倦。我知道自己不是最困的,因为有的旅客从早晨6点就开始等车。

其中一位老人家令我印象深刻。他大约50多岁,脸部平且瘦,上面却挂着一望可知的倔强。他一直没能从气呼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一开始他呼喊的声音最大,当调度员躲开后,他的抱怨声一直没停过。当那个脸色红润的调度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并要求我们排好队,以便于他像老师数学生一样清点人数时,那个老人突然挤到他面前,开始不住地问:“为什么没船,为什么没船?”当还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突然把头低下来,有点笨拙地撞向调度员,第一次没有撞上,他又撞了第二次。这一瞬间,他的年龄突然消失了,像是个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情绪的街头儿童。

不管怎样,最终我们上了船。我一直在那套着脏兮兮的红罩子的坐椅上半睡半昏,耳边是沈殿霞与董骠的吵吵嚷嚷,他们算得上香港黄金年代的象征了,如今都已逝去。20世纪80年代的港产片,仍在为2008年的满脸倦意的乘客们打发时光。

西陵峡在我半梦半醒间被掠过了。我对于风景保持了30年的迟钝,如今似乎也未醒来。我猜是因为我的内心太游移不定了,难以在用千年衡量的山水上看到那缓慢的、不动声色的变化。

从宜昌逆长江而上,两个小时的快艇行程,来到巴东县。在长达600公里的三峡风景线上,这个县城不像秭归、巫山、奉节、丰都那样负有盛名,它没有产生屈原、王昭君这样的人物,也没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或是“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诗句,也没有像小城涪陵那样用榨菜征服了全中国的胃。

将近1500年的历史没给巴东留下太多的遗迹,不过本地人都会向你提起寇准曾在此担任过县令,这位北宋年间的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就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代的刘伯温、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他们不仅具有超人的才华和品质、充满爱国情怀,而且都机智诙谐。

在数不尽的民间传说中,他们通过各种语言上的游戏、心思上的机巧嘲弄奸佞的对手。比起民间故事中的丰富性,书面上的记载往往简单乏味。关于寇准,一本关于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读物上干巴巴地写道:“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兴办教育,很有政绩。”

当我们抵达巴东码头时,踏上的是一座新县城。在船码头上要把头仰起60度,才能看到客运大楼。我们沿着石阶而上。石阶的一部分已被淹没在水下,透过清澈的水面,我看到水泥台阶仍在不断向下延伸,通往那个被淹没的城镇。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想知道,如果顺势而下,将会发现什么?

我们住在楚天路上的国玖大酒店,它是簇新的12层高的建筑,三颗星的标志显著地印在玻璃门前。老板是一个将整个上身裹进灰白色裘皮的中年女人,身材矮小丰满。她给我们指明电梯的位置,脸上洋溢着一种可爱的自足。

沿着楚天路而上,爬上数不清的台阶,就来到了巫峡广场 县城的中心。大年初二,街道上冷冷清清,广场是唯一喧闹之地。这座40万人口的县城,最重要的机构都在这里了。县政府大楼在最高处,要从广场再登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达大楼门口。这幢7层高的楼房算得上精心设计,暗黄色的墙面与大面积的蓝窗棂、茶色玻璃窗,比起司空见惯的白瓷砖、深蓝色镀膜玻璃要讲究得多,官员们正好隔窗眺望缓缓流淌的长江。

县医院在政府大楼的斜对面,广播电视台则在另一侧。本地著名的紧邻政府大楼、高度稍逊一筹的丹阳时代广场是本县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稍后,我就发现丹阳的名字无处不在,超市、宾馆、酒厂、娱乐中心 所有的这些“丹阳”都属于一家叫丹阳实业的公司,它的领导者叫王丹阳,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我们这儿的传奇人物,算得上是首富。”一位本地人对我说。按照这位当地司机的话来说,他是从一个小店铺开始起家的,小店铺逐渐扩大,变成了超市,又变成了酒店、娱乐场所 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国社会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精明与勤奋,也有那些不能放在桌面上述说的隐秘世界。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商人,到19世纪末匹兹堡的安德鲁·卡耐基、20世纪末的俄罗斯强盗资本家,或者过去30年来中国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富人们,都有着类似之处。

巴东的老县城与新县城相距13公里。当地人所说的老县城,其实并不老,它只不过比新县城老上几岁。街道与建筑都差不多,一样的丑陋,一样的不洁,一样的匮乏,一样的吵闹,只是更旧更脏些。严格来说,它仍应是一座新县城。更老的那一座如今已葬身江底,商业街道、住宅区已被淹没掉。仅存的是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寂寞地面对着江水。烈士陵园里有贺龙的题词,他因为用两把菜刀开始了革命生涯,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他曾在这一带练习他的游击战术。

而我现在踩着的路面是巴东政府第一次建设的新城,它只是向上移了一些。但很快,决策者发现,这块地地基不牢,滑坡问题严重,于是在10年的时间里,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城,人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决策方式 果断却草率地做出决策,对成本忽略不计。那座修了不久的7层政府大楼,被遗弃了。大白菜堆在台阶下,台阶上则是果皮和污水,一个老年乞丐把破棉被摊在大楼平台上,昏昏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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