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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雪灾

  

那对夫妇并排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空间狭小,他们肩并肩的宽度正好是门的宽度。女人穿着白色羽绒服,两手交叉握在一起,挡在她的膝盖前的是一个塑料旅行袋,上面是各种表情的机器猫。男人则身着深色的工作装,左手搭在膝头,右手则撑在身后。他们看起来不超过30岁,有着普通的、容易淹没在人群中的圆脸。让我难忘的是他们的表情,女人低垂双目,落寞似乎顺着鼻梁滑了下来,连她鼓鼓的、本应喜洋洋的脸颊都未能冲淡这情绪;而男人则双眼盯着前方,眼神却是那么涣散,甚至有一点儿小动物受惊后的慌张 他感觉内心的不适,却说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他们共通的情绪是淡漠(使用“麻木”,或许更真实,但却过分残酷),仿佛生活给了他们太多的折磨,他们都懒得表示赞同与反对、喜悦与悲伤。

我是在2008年2月4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这幅照片的,它为一篇关于中国雪灾的报道所配,照片的说明是“一对夫妇星期天坐在离开广州的火车车厢中,仍有上百万人无法归家”。照片单色印刷在新闻纸上,色彩与更清晰的细节都消失了。但是在那光滑的、除去“当心滑倒”的图标空无一物的车厢中,他们被定格的神情却穿透了纸面与时间。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格兰特·伍德那张1930年的画作《美国哥特》。手持干草叉的父亲与女儿站在木制的歌特式房前,他们神情僵化,充满了自我保护的紧张感,或许还有宗教带来的压抑感。他们的表情演变成了传统生活在面对巨大社会转变时的矜持与无奈。

我不知道那对火车上的夫妇叫什么,多大年纪,从事什么工作,来自何方,有什么嗜好,他们如何相识、相爱、结婚,对未来又有什么憧憬 他们应是在遍布在珠三角地区的工厂中的一对普通的打工者,或许在广州火车站的寒冷与饥饿中已经困了好几天,最终还算幸运,踏上了归乡的火车。

这对夫妇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叫杜登勇的年轻人。他一头直直的黑发,面孔长而瘦,眉毛浓密,眼窝稍有一点儿下陷。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京珠高速公路隧道遇见这个24岁的打工仔时,他已经行走了18个小时,发梢上是雨珠,脸冻得通红,裤腿湿透,身上已经没有吃的了。他于2008年1月27晚10点从深圳出发,步行400公里前往湖南株洲寻找他的女友 大雪中断了交通。

这场席卷中国南方雪灾的新闻,是缓慢地进入我的视野的。我记得2008年1月27日早晨7点在北京机场,我要飞往广州,再前往东莞参加会议。机场像是火车站那么喧闹,我没意识到春运已经开始。几年来,我习惯了机场变得越来越拥挤。一个社会开放的过程,也是流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1978年之后的变革之旅,也是中国人试图摆脱僵死的限制的开始。自由的流动性成了集体性的渴求。人们从铁饭碗跳入了市场之海,从寒冷的北方来到了温暖荒芜的海南岛,拥挤在美国大使馆前试图获得一张签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动的规模与速度进一步提高了。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信息技术的崛起,中国被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性的社区中,广泛的流通与高速度正是这个全球社会的首要特征。于是,一方面“中国制造”的货物被运往各地,中国的商人、学生、工人、旅游者,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伴随着中国人与中国制造的产品涌向全球,中国社会内部也进行着令人生畏的移动。不断延伸的铁路网、公路网,将中国那些丘陵、平原、山地连成了一片,航班总也满足不了需求,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再新建97个地方机场 人群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上流动着,这其中最庞大的是来自内地乡村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太多的教育,除去青春与体力,没有太多可以依赖的。他们前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生产鞋子、玩具、微波炉、电脑芯片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90年代之后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制造”的缔造者。那对表情漠然的夫妇和过分倔犟的杜登勇,是其中再常见不过的面孔。

1月27日清晨的北京机场乱作一团,不仅因为人流太多,更是因为机场那迟缓和漏洞百出的工作方式。检票员漠然地看着我的身份证,无精打采地敲击着键盘,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把黄色托盘取来,放在传送带上,再将我的旅行包扔进去。在裹托运行李条码带时,他似乎太厌倦这工作了,那张窄得像是刀片的脸一直紧皱,他甚至懒得将旅行包已经松开的两个带子并在一起,而只是将条码胶带向其中一条上随便一卷 排在我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这位仁兄脸上的倦怠从未消散,按照我的估计,他的速度大约是香港同行的1/4。

和我一起乘飞机的三十几位同事中的一半眼睁睁地看着起飞的时间到来,却无力挤到柜台前。其中最可怜的一位已办理好了登机牌、进行了安检,在他排队等待用洗手间时,飞机悄然起飞了,机场广播忘记叫他的名字了。

东莞比往年更寒冷,小雨一直下个不停。1月29日早晨,《东莞日报》的一版新闻是东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已达到3万人,市领导正在说服人们就留在本地过年。我住在有着大片草坪和宽阔的马路的新兴工业区,看不到东莞市区的喧闹。过去20年中,这里被视为中国工业革命的中心。它以大量台资制造业企业,以及无可挑剔的色情服务著称。

比起东莞车站的3万人,1月29日的广州火车站则成了真正的灾难中心,50万人拥挤在那里。中国总以其规模震惊世人,当我30日回到北京时,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80万。

突然之间,雪灾成为了这个国家唯一的新闻。北京艳阳高照,温暖宜人,但电视画面前却是挂着冰块的电线,排成长龙的汽车,被抬出的病人,黑夜中死一般寂静的城市,还有领导的视察与探望,他们和煤炭工人握手交谈,给滞留在车站的旅客送面包 新闻媒体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这场灾难被认为是猝不及防、不可预知的,而政府和人民肩并肩作战,众志成城,也因这灾难,人们之间充满了温情

我不知怎样表达内心的感受。对于大规模灾难,我最清晰的记忆来自于2003年的SARS。那个时候,北京是一座孤城,我犹记内心的恐惧。但是,当风波过后,人们遗忘的速度更令我吃惊。以至于没人有兴趣知道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犯了哪些错,该进行哪些检讨与反思。灾难期间那两种情绪经常让我窒息,一种对政府行为的无原则的谅解与褒奖,像是那种官与民正如父与子间的传统关系的延续,另一种则是民间那无休止的滥情,眼泪总比理智更充沛。

比起那寂静无声的传染病,雪灾更显现出这个国家一贯的气质。中国幅员辽阔,包容着多种气候条件,多年来,我们不是一个一直在与自然灾难斗争的国家吗?在这种斗争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特色,塑造自己的气质。自然、政府、人民,这三者的关系,像是中国社会的某种核心。

2008年2月6日这天,我飞往了宜昌,三峡大坝正是修建在那里。这个震惊世界的工程,不仅让人看到今日中国的雄心,也总让我想起中国历史深处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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