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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中国味道(1)

  

离开腾冲的感受,就像到来时一样复杂。我们坐着夜班车前往昆明,躺在窄小的卧铺上,窗外是一片漆黑,我觉得自己平躺的身体像是传说中飞翔的尸体,镇定而沉默地飞入无尽的黑暗。我40天的旅程,就和这段尚未展开的恋情一样,即将要结束了。

就像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一样,事情的结尾和它的开端没什么关系。我在旅行前对中国的宏大设想,几乎全都消退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我断断续续地阅读着林语堂的《中国传奇》。他用英文将中国古典的短篇小说改写出来,我读到的则是它又被翻译成的现代汉语。这个奇特旅程,一点儿没有减弱它的感染力,我被这些小说的神秘感、简洁、人物奇特的性格、勇敢和洒脱的品质完全征服了,其中几篇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输于爱伦·坡的作品。我在其中立刻就嗅到了那股独特的“中国味道”,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我知道它与我刚刚游历过的这片土地紧密相连,而我也是它的产物,但很可惜,这些宝贵的遗产密码已被我们丢弃了好几代。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2007年的8月到9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不确切存在,却充满了象征意义。从黑龙江的爱辉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1935年创造了这条线 “爱辉 腾冲线”,它也被称做“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0%的东南部地区,6%的人口居住在占60%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出生于1901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当做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的国家,你能够帮助她吗?鲁迅不是在1927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 “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 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的拥挤,人口的压力这样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地写作《吾国与吾民》 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1937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1600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

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作出反应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70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

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70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与吾民》更诚实与美妙地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

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 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 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20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试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地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的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观察或许不够深入,我试着打破在我的头脑中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书籍、互联网、咖啡馆里的谈话所封闭起来。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你的知识与理解则流于抽象与苍白;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双眼、双手与双脚的感受,与电子屏幕很不同。

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不是来自于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于具体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和对往事的追忆。在很多时刻,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它既具体又复杂,或单纯或浓烈,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她的树叶,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树叶的形状相像,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闲谈。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地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 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

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遇到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模样,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 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2008年5月16日的下午,我又来了。

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身穿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大意是,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18岁的女儿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他们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迎面的风吹来时,她的眼睛眯起来。

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前走。最终,我们抵达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 这里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4天前,它还是一座六七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5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邦邦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设计》、《思想品德》、《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 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戴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

距离地震已超过96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太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又碰到了那对夫妇,他们也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地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

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4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中,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地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沿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地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地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块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出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篮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我于2007年8月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 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过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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