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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穿越蜀道

  

零星的雨水不知如何从窗口钻了进来,滴在我的左臂上,凉凉的。汽车的发动机声惊人,一刻不停,这个心急的司机超越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汉中前往绵阳的公路,穿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峰,一座又一座桥梁。天色已晚,我看不见窗外那些高山与谷地。我在穿越蜀道,我提醒自己。两天前,我就是这样从西安穿越秦岭进入汉中的,而现在我从汉中穿越巴山前往绵阳,富饶、拥挤的四川北部。

夜晚8点时,滂沱大雨突至,雨打玻璃的声音,短促有力,而窗外一片漆黑,迎面到来的汽车的前灯会短暂地打破这黑暗,提醒我车依旧在开往目的地,而非仅仅是钻入了无尽的黑暗。我闻到了那种神秘气息,其中甚至带着某种杀气,如果在此埋下一支伏兵,谁能进入富饶的成都平原。

我觉得饥饿、疲倦、情绪低落,突然想到一切终究逝去,荣耀、爱情、雄心、友谊还有生命。这些问题在城市明亮的灯光中,很少被追问。我是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浅薄之人,对于终极意义缺乏热忱,生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临时解决方案,我从这一处跳到另一处,不相信它通向某个特定的终点。有时,我觉得自己与一只小动物无异,当一种欲望到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满足它,就像这次旅行,厌倦了北京,就跑了出来,那冠冕堂皇的“腾冲 爱辉线的发现之旅”恰好是借口。

而现在,从汉中开始生出的懒散,如潮水般地扩散。到了绵阳,懒散变成了懈怠,而旅行则变得像是观光。涪江旁是一家又一家的茶馆,那些软软的藤椅、5元一杯的绿茶,一刻不停地引诱我。麻将声就像辣椒的味道一样四处可闻,它们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味道,也抵御那连绵的阴雨。那家开元米线馆一早就被人群挤满了,店铺太小,十几张凳子不够坐,人们就端着那个大碗站在路边,我在碗里看到了颜色浓郁的红油汤,我之前尝了一口,被呛得喝下了半瓶矿泉水。但这些身形秀气的本地人则在清晨刚刚醒来时就喝下一大碗,就像它仅仅是一杯茶、一杯牛奶,或是一杯咖啡。被这碗红汤米线诱惑来此的人形形色色,我看到了睡眼惺忪、脸面浮肿的男人女人,像是刚刚从欢乐、放纵的夜生活中脱离出来;循规蹈矩的上班族,那位白衬衣、斜挎细带黑色皮包的胖胖的年轻人,他正尽力将碗端离身体远一点,然后探头去吃,期待他的白衬衫能逃过溅出来的油星。他的小心翼翼,不妨碍他吃米线的速度,筷子夹住滑腻的米线,灵巧地一卷,再上下掂两下,挥发了热气,然后再送入口中。我像是在观赏一场晨间的杂技表演,并叹为观止,他的衬衫的确一点儿也没脏。

我忽略了绵阳作为科技城的一面,从秦岭开始,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向三线战略转移的记忆就鲜明起来。那是冷战的高峰时刻,美国少年们都在熟悉如何应对核爆炸,而前苏联人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人则做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和美国与前苏联共同作战。我们把兵工厂、钢铁厂、电子厂,这些战略意义上的工业搬进了西部的沙漠、大山,这样即使丢失了整个东南沿海,战争依旧可以继续。在与日本作战的年代,中国政府不是由南京退避到重庆了吗?中国足够大,我们总有路可撤,谁也难以全部征服。

“三轮!三轮!”我喜欢听李仲贤在街道上这样的喊叫。那是浓重的四川腔,音调高得出奇,仿佛不是从他瘦小的躯体里发出的。雅安正下着雨,已经持续了一整夜。昨夜我到来时,一下就迷上了它。我还不知道这城市的布局,不知那条横穿市区的河流叫青衣江,只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墨绿色山峰,昏黄色路灯下湿漉漉的水泥路,就做出感情上的判断。

这座名字秀美的城市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方向,大约130公里的距离,距离上一站绵阳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著名的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由马匹、茶叶交易筑就的商业古道,也同样传播了文化、政治、宗教与爱情

李仲贤熟知这些历史,55岁的他是当地地方志的编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欢碰到他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充满热忱,熟知它的种种典故,而且愿意与所有人分享。他带着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来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家廖念钥,在过去10年中,他写了8本小说,试图将雅安的历史命运串连起来。屋外的雨水越来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腾向前,裹挟着山上那黄得发红的泥沙,气势倒是让山西境内的黄河黯然失色。

茶馆内只我们一桌客人,屋顶有点漏水,洗手间入口处一个水盆正滴滴答答地接着漏下的雨水,那个34寸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一部三流香港枪战片。我倾听着这群本地知识精英的谈话,间或插入一两个问题。他们的四川口音浓重,我经常对此一知半解。自从离开东北之后,方言的发音就困扰着我,明明都是一样的文字,我却大半都听不懂,语言中蕴涵着多么强烈的权力啊,凭什么北京人可以让那么远的地方像自己一样讲话。

廖念钥的普通话比李仲贤好得多,他会有意识地照顾我,不过谈兴浓烈时,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本地话。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喜欢听他们说起民国年间的传奇,刘文辉、刘文彩和刘湘的故事,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却又彼此争斗。这些故事经常让我想起《死水微澜》的气氛,新旧军阀、袍哥、教会争夺权力,但这些刀光剑影、枪炮火光却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脂发髻、小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愤怒都被溶解了。

“我的父亲那一代真的不同。”李仲贤说。他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1948年时来到偏僻的西康省 ,成为一名法官,他拥有那一代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他就是“那种读书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到他们的脸上,他们也会保持风度”。

但当故事从民国转到当下时,气氛更加热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样,雅安也在过去30年的变化中感到不知所措。廖念钥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他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为了能分配回家乡不惜和不爱的人结婚,他们经常要与僵化的体制斗争,获得少得可怜的自由。但他们结婚生子,准备安于这一切时,更剧烈的变化发生了。没有机构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事实上,也没人再给予你安全保障,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重新获得一切。这变化得太快,年轻时他们谈论诗歌、理想,而现在钱是一切。在这股财富重新分配的热潮中,那些曾被他们瞧不起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暴发户,而他们自己则苦苦挣扎。

“那些国有企业被卖得太便宜了,那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突然到了一个人手里。”廖念钥和李仲贤谈起一位千万富翁级的女性,她有几分姿色,当主动躺到本地一位高官的床上之后,特权折换成大笔现金。这种故事再普通不过了,各地都有类似的版本。

李伟是雅安的年青一代,有着南方少年的瘦小,却很帅气,染烫过的黄发乱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18岁,却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当过理发师,成立过少年帮派,高峰时手下有100多个小兄弟,他在藏区闯荡过,却因为拒付黑社会的保护费被打了出来。“我最崇拜郑浩南,”他说起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够义气。”香港电影经常充当了遥远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本色》到90年代的《古惑仔》,兄弟义气一直激励着这些少年。

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几乎从未发生过。李伟厌倦了小帮派生活,是因为“其实根本不讲义气”。暴力是没有目的的,经常是为了打发时间,甚至为了一元钱、一个挑衅的眼神而打起来。两个冲突者,会迅速转化成团伙的对抗,接着双方开始叫来更多的人。“雅安那么小,经常两边叫来的是同样的人,然后可能就不打了,”他说,“两个月前,我被人拿刀逼着去打架,但到了那里看到被打的人我认识。”他对此深感厌恶,一直没有动手。那次的斗殴没以和平收尾,双方都失控了,其中一位被扎成了重伤,而肇事人逃到了乡下或别的城市。“他们不会报案的,”李伟解释游戏规则,“你要自己报仇,而不是靠警察。”

李伟的生活开始得太早,也因此厌倦得早。他说13岁时他就有了性体验,到现在已对姑娘没什么兴趣。如今,他是江边一家餐馆的服务生,他在成都做保安时的好朋友是店老板的女儿的男朋友,也是瘦瘦小小、更内向忧伤,真想不出他们两个站在大门前,会有什么威慑力。70年前,也是一样的少年被抓去当兵,去打内战,去抗击日本人,却没经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的命运中当炮灰的成分要多于英勇的抗击吧。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是雨后的下午,李伟出神地望着远处山上的信号发射塔,它看起来像是一棵千年老松树。“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想必在很多个这样无所事事的下午,他都这样发呆,在他一旁那一对小恋人正在相互挖苦,或许两年后他们就会结婚,将自己的命运和青衣江边卖沙锅的餐馆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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