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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来不及回望的大同

  

我带着种种预设来到大同,我们放弃了穿越内蒙古草原的计划,中国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如果没有直通车的话,我们起码还要多花三天时间。

大同是煤炭之都,这黑色块状物曾经是区分人类的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主要标志,而如今它是驱动中国经济不可思议的增长的主要动力,它还是人道灾难的来源之一,死于矿难的人数一直难以真正考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主、矿工、新闻媒体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条人命是最不值钱的,尽管它的价格据说已从三万元上涨到十几万。关于大同的第二个传说,是它的卖春传统。从前,它的窑子吸引着来自北方的商人、官僚、书生,而现在它则演变成了洗浴中心、娱乐城,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它是北京的“后花园” 便捷、清洁、廉价。

我期待看到被污染的天空,那些超载的装满了煤炭的大卡车,还有满城的灯红酒绿 大同比我想象的破败得多,似乎从煤炭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没有转化成任何可见的城市建设。

大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时间已是上午10点,我们沿着新建南路向红旗广场走去,拥挤在街道上的无边无际的人群,好像是星期日的北京王府井。人口的密度提醒着我地域的变化。之前10天,我一直在东北,已经习惯了空旷与疏离。东北人在酒桌上的热情可以理解,他们在寒冷中成长,目里所及经常是空旷的田野和大街,他们需要用短暂的热闹与喧嚣来冲淡平日的寂寞,用酒精来抵御肉体和心理的寒冷。但现在,我到了山西北部,尽管它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塞外,是蒙古草原与中原的交接之地,但它所受战乱不多,山西的人口稠密在元明两代就已非常著名,所以才有了洪洞县大槐树的典故。人口的密度造就了城市,决定了它的繁荣程度,鼓励了贸易和技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让我们回到街头的人群,他们在散步,围着小吃摊坐着,年少的男女在追闹,两人对阵的象棋棋局吸引了十几人在助阵。不知是路灯太过昏黄,还是空气中粉尘过多,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油腻腻、混浊不清的东西,它的懒散不蕴涵着思考,而亢奋则没有对应的创造力。我还在学习分辨他们的身份差异,这城市男人最时髦的装束是,黑色长裤配T恤,露出自己健壮或不健壮的肩膀,脖子或手腕上带着一串金光闪闪、不知是真是假的金链子,头顶则是光光的,最多留下一点点发茬。“这是混得好的装扮”,一位本地人后来告诉我。

顺着人群来到红旗广场,我觉得全大同的人都拥挤到了这里。中国的城市是千篇一律的复制产物,它们都有类似的中央大街、人民公园、纪念碑,当然还会有至少一个广场。在很多城市,它即使在最适合散步的傍晚也是空旷的,因为光秃秃的广场上让置身其中的人觉得虚空。但在大同,红旗广场却是真正的乐园。我必须不断改变行进的路线,才能绕过奔跑的人。广场本身乏善可陈,它的三面被电信公司的巨大广告牌包围,另一面则面对着大同的展览馆,展览馆像是个小型的人民大会堂,方方的形态、粗大的柱子,它正被一片广告所包裹,其中最醒目的是“大同云冈旅游节”的横幅。在过去的7年中,8月的旅游节是大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也是这个城市试图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的努力之一,云冈石窟、悬空寺理应从历史尘埃中摆脱出来,为今日的大同作出崭新的贡献,就像广场边的华严寺门口的那条横幅,“一切为了发展”。与类似小型人民大会堂的展览馆相对的是一座雕像,一位将军骑在战马之上,他是战国年代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据说他是大同历史的真正开创者。

你可以轻易地从记载中感受到大同的悠长历史,它是北魏的首都 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还是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女真人、沙陀人和汉人在这里学会共同生活 他们留下了寺庙、九龙壁和乾隆皇帝到此寻花问柳的传说。

我对于历史既爱又恨,它给予了我衡量当下的参考坐标,但又可能使我丧失了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把握能力。当遭遇到历史过分丰富的城市时,我反而陷入了失语,能表达、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不知如何开始,这时我就想起了亨利·福特的名言,“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话”。

此刻的红旗广场上也是如此。你来不及回望历史,就被裹进了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创造了很多简单、粗陋却有效的游戏方法,很多大型、结实的气球在广场上被踢来踢去,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放声卡拉OK,在连绵不断的小吃摊上吃来吃去,他们最钟爱的是兔头,据说一个28岁的小伙子是真正的“兔头王”,一天能卖出3000个兔头,每个月净赚10万元,真不知道竟有那么多兔子可以杀,一路上我都在想总有一天,人们能用基因技术培养出有两个、三个头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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