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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伊春的清冷与落寞

  

旅行似乎从伊春才真正开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孙铁军,我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7点,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 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卖杂食的街头小店,他们都笃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6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黏稠的米汤、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由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待得长一点儿,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都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看起来40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北京的所有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能感觉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 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

孙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和“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孙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元钱,接着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原木。1977年他结婚时,伊春迎来了最繁荣的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孙铁军的母亲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

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孙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他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8000元钱作为了结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是个一刀切的数目,令孙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们这些工作将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有10年工龄的工人一样,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年、20年的人生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整整过去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纳养老、医疗保险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做些什么,这里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他们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9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也让他呼吸到从未有的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又开始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说。

这期间,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30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而现在本地人则开始外迁,工人们的后代到外地寻找工作,而下岗的家庭经常全家性地迁走 孙铁军的女儿在不再繁荣的零售业中寻找工作,她卖过鞋,如今为一家小店卖书包,每月600元的工资经常成为家里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她6岁的女儿在屋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时间里,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1700元的社保基金费发愁,听说它要涨到2100元 他脸上的忧虑也和他的身体状况相关,他同时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孙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在不大的空间里一切都一丝不苟,显示出他强烈的自尊。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岗的同事中,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积怨而一病不起,两个月前,他又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那人不过50岁出头。“死得都让人心寒了”他说。挂在墙上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记载着他灿烂而浪漫的少年时代,他是个音乐爱好者,奢侈地拥有这把三十几元的乐器,向少男少女们弹奏《游击队之歌》 琴弦好久都没被拨动了,以至于孙铁军已忘记了如何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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