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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法》也会损害劳动者

《劳动法》也会损害劳动者

 

我们前面提到过,非预期后果法则是影响最大的客观存在的法则之一。举个例子,政府往往会出台相关立法,旨在保护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被监护人,但法规的实施却又正好伤害了其保护对象。

我们来看看《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这是一部旨在保护残疾工人免受歧视的法律。意图高尚,对吗?绝对是。但是,有关数据充分表明,法律的实施却导致了美国残疾人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为什么呢?《美国残疾人法》正式实施后,雇主十分担心自己不能约束和管制那些表现不好的残疾工人,也不能随意解雇,所以他们就选择不再雇用残疾人。

《濒危物种法》的实施也产生了类似的副作用。当土地所有者担心他们的地产将成为濒危物种(甚或将来的濒危物种)的理想栖身之所时,他们就会急着砍伐自己土地上的树木,使之不再适于动物栖身。最近几年来,成为土地所有者这种“怪招”受害物种的,就包括赤褐倭鸺鹠和红顶啄木鸟。有些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濒危物种法》的实施实际上正在危及这些物种,而不是起到了保护作用。”

政治家有时也会以经济学家的方式思考问题,用金钱鼓励人们多做好事。近年来,很多政府开始根据处理的垃圾量收费。他们认为,如果人们要为自己造的每一袋垃圾付钱,那么人们就会少制造垃圾。

但是,这种新的收费方式也会使人们产生另一种动机:将垃圾袋塞得更满(现在人所共知的一种策略),或把垃圾倒进树林里(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维茨尔镇,不少人就是这么干的)。在德国,为了避免缴纳垃圾税,有些人就会把剩菜剩饭倒进马桶冲掉,结果导致老鼠大量出没于下水道。爱尔兰开征新的垃圾税后,将垃圾埋在后院的现象开始激增,这不仅导致环境污染,还对公共卫生极为不利:都柏林的圣詹姆斯医院的记录表明,将垃圾埋在后院、结果“危害自身”的病人数量,几乎是原来的3倍。

数千年来,出于好意实施的法律,总在产生有违初衷的结果。记载于《圣经》中的一条犹太法典,要求债权人在每个安息年(也就是第七年)赦免债务人的所有债务。债权人单方面赦免债务,这对债务人产生的强大诱惑力,我们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因为如果不赦免债务人的债务,债务人逾期不还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债权人甚至可以将债务人的孩子作为奴隶带走。

不过呢,如果你就是债权人,那么你所站的立场就会不同了。如果某个鞋匠可以在安息年把借条撕掉,那么为什么要借钱给他呢?

于是,债权人便钻法律的空子,待安息年一结束就往外放贷,并在第五年或第六年捂紧钱口袋,结果造成周期性信贷紧缩危机,借款人为此陷入困境,旨在帮助穷人的法律所起的作用适得其反。

然而,虽然历史上非预期后果比比皆是,但没有几个例子可与塞梅尔维斯的发现相提并论:医生在追求救死扶伤的医学道路上,开展了数千例的解剖实验,结果这些解剖实验却又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丧命。

当然,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出色的数据分析,塞梅尔维斯最终找到了如何结束这场灾难的方法。塞梅尔维斯找到的解决方案即医生洗手时喷洒点含氯消毒剂,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简单,成本令人惊讶的低廉。在一个物质富足的当今世界,采用简单、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法,有时会遭到无端的指责;有鉴于此,我们要在本章中为之辩护。

在分娩领域,我们还有个可能让人啼笑皆非的案例,说服力极强:医用钳子。产妇生产时,如果胎儿足位或臀部先出,那么胎儿卡在子宫颈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胎儿和产妇都会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有了医用钳子,普普通通的金属制成的钳子,医生或助产士就可以让胎儿在子宫内转位,随后熟练地将胎儿从子宫中拉出来——头部先出,就像从炉子里把烤乳猪弄出来一样。

是的,这种钳子用起来十分有效,本该能挽救许多生命,但实际上却没有。据说,医用钳子是17世纪初叶伦敦的一个妇产科医生发明的,他的名字是彼特·钱伯伦(Peter Chamberlen)。医用钳子非常好用,结果钱伯伦固守这个秘密,不予公开,只在家族事业中使用。直到18世纪中叶,医用钳子才在医学界得到广泛使用。

保守这项技术秘密造成的代价有多大?根据外科医生兼作家阿图尔·葛文德(Atul Gawande)的说法,“肯定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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