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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变暖:经济学家的观点

遏制气候变暖:火山爆发?用烟囱捅破天?还是架一根18英里长的管子?

清醒、严肃地看待全球变暖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全球气候日益恶化,而人类似乎还没有作好准备。”《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如是写道。文章援引某些气候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这种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了威胁”。

《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引用美国科学院编制的一份报告中的内容发出警告,气候变化“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领导人是否将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抑或哪怕仅仅减小其影响,气象学家对此甚是悲观”。

只要神志清醒,谁又不担心全球变暖呢?

但在过去,这些科学家可不是这么说的。刊行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文章,预测的则是全球变冷的趋势。

 

全球变暖:经济学家的观点

 

基于多种原因,全球变暖问题十分棘手,难以应对。

首先,气候科学家没法做实验。从这点上看,他们更像经济学家,而不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他们的目标就是根据现有数据搞清楚各因素之间的联系,而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例如推动10年禁车(牛)法规的出台。

其次,自然科学研究异常复杂。人类的任何活动将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假定我们把航班次数增加了两倍,首先是对气体排放量产生影响,另外还会对大气对流和云层的形成产生影响。

为了预测全球地面温度,气候学家必须考虑上述情形和其他因素,包括蒸发过程、降水量,不错,还有动物的气体排放量。气候模型再深奥、复杂,也没法准确地描述上述变量,因此,显而易见,预测气候是十分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现代金融机构所采用的风险模型似乎就可靠多了,然而正如近期金融危机所表明的,实情往往并非如此。

气象科学固有的不精确性意味着,我们无从肯定地预测当前走的这条路会导致气温升高2摄氏度还是10摄氏度。我们也无从确切地知道,即使气温陡然上升,是否会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抑或导致 “文明末日”的来临。

正是因为这种令人发憷的灾难后果(不论其有多么遥远),才使得全球变暖问题成为公共政策中最亟待解决的议题。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气候变暖将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了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也就相当于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减少碳排放将带来的益处,是否比为此投入的成本更大?如果等着在未来再减少碳排放,情形是否会更好?抑或,如果我们恣意污染地球,并在全球变暖的进程中学会生存,是否也行呢?

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分析现有的最完善的气候模型后得出结论,未来面临十分糟糕情形的概率为5%,届时温度将升高10摄氏度之多。

当然,由于预测的是不确定性因素,所以结果就更为不确定。那么,在全球将面临重大灾难的概率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应投入多大的成本来应对它呢?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曾就全球变暖问题为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报告,他给出的建议是:我们每年应将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拿出1.5%来应对这个问题。从现今看,也就是要为此投入1.2万亿美元。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人们一般都不愿为了应对未来问题而花费大量的钱财,尤其当这种未来问题发生的概率如此之低时。我们也可以静观其变,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将来的某天我们或许有更好的方案,其成本要比我们现在低很多。

就经济学家而言,其所受训练使之足够冷血,因而能悠闲地坐下来,镇定地讨论有关全球性灾难的利弊权衡问题,然而相比之下其他绝大多数人对此就没有那么镇定了。对于未知的情形,大多数人都会作出过度的反应,表现为不同的情绪,例如恐惧、责备、麻木不仁,等等。此外,未知情形扰人心烦的一点还在于,会让我们联想到最糟糕的情形。(想想上次那个寂静的夜晚,你听到卧室外面令人恐怖的脚步声。)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的最恐怖的情形,绝对与《圣经》中的描述无异:海平面上升,高温炼狱,灾难频发,地球混沌无序。

因此,阻止全球变暖的运动热情已俨然上升到宗教高度,也就容易理解了。这种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继承了一尘不染的伊甸园,却因为污染了它而罪孽深重,所以为了使人类免于万劫不复的灾难,我们就必须为此受苦受难。詹姆斯·洛夫洛克或许可被视为这种信仰的教皇,他写出来的忏悔文字,就像礼拜仪式中人们吟诵的祷文一样,让人感觉亲切,共鸣感自然也会油然而生:“我们挥霍资源,过度污染地球……要做到可持续发展,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可持续撤退。”

“可持续撤退”听起来就有点像忏悔一样。尤其当我们用这种说法来批评发达世界时,这就意味着,少消费、少使用、少开车,还有就是要逐渐减少地球人口——虽然这么说可能很残酷。

如果说现代的环保运动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守护神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神就是阿尔·戈尔,美国前任副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导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不遗余力地宣传环保,让数百万人了解了过度消费的危害。此后,他创建了气候保护联盟(Alliance for Climate Protection),这个组织将自身描述为“史无前例的大众游说项目”。这个组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开展了耗资3亿美元、命名为“我们”的公益宣传活动,以倡导美国人改变其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为宗旨。

同时,任何宗教都有异教徒,当然全球变暖现象也不例外。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是一位接受传统教育的记者,后来顺利当上了伦敦市市长。他读了洛夫洛克的著作后,将之称为“神父一个”,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就像至高无上的宗教一样,对气候的恐惧满足了我们忏悔、赎罪的需求,并符合‘技术进步定要遭到众神惩罚’的这种亘古不变的潜意识。正因如此,对气候变化的恐惧与宗教信仰十分相似,因为这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你的忏悔或赎罪行为到底是否有效,你根本就无从知道。”

因为我们尘世的伊甸园遭到了玷污,认为这是人类罪孽所致的狂热信徒对此大加哀叹,与此同时,异教徒则指出早在人类出现之前这个伊甸园的大气中就已经自然地弥漫着充斥甲烷的浓厚烟雾,以至于生命差点就此绝迹。当阿尔·戈尔倡导人们放弃使用塑料购物袋、不开空调、尽量减少出行时,不可知论者则在不满地嘟囔: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其余98%都源于自然现象,例如植物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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