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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超爆魔鬼经济学=荒谬怪诞经济学?

 

生活中的许多决定是很难作出的。该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需要将年迈多病的母亲送进养老院?你和妻子已有两个小孩,现在是否该再要一个呢?

之所以难以决定,这是有诸多原因的。首先,作决定要冒很大风险。而且,作决定时还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最为重要的是,你不常面临这类决策的选择,也就是说,你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非常少。你十之八九能从容应付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工作,因为你经常买,但是倘若你要购置首套住房,那么这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不过,话说回来,要作出这类决定真的也很简单。

想象一下你去朋友家参加聚会的情景。你们两家仅相距1英里。或许是因为喝了4杯酒的缘故,你异常兴奋、十分尽兴。现在,聚会接近尾声了。你一边喝光最后一杯酒,一边摸索着找到了车钥匙。突然间,你意识到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以你现在的状态,绝不适合自己开车回家。

 

酒后步行比酒后驾车还要危险!

 

最近几十年来,关于酒后驾车的危害,我们备受极其严厉的教育。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高13倍。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酒后驾车。美国所有致命的撞车事故中,有30%涉及至少一位酗酒的司机。在深夜时分这一饮酒高峰期,上述比例竟高达近60%。大体说来,每行驶140英里,其中就有1英里的路程是醉酒司机驾驶完成的,也就是说,醉酒司机每年驾车行驶210 亿英里的路程。

有如此多的人酗酒后仍然要手握方向盘,这是为什么呢?或许,这是因为酒后驾车极少被逮,我们根据目前为止最保守的统计数据得出这一结论。醉酒司机每行驶27 000英里的路程,才会被逮住一次。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一边豪饮啤酒,一边驾车横穿整个美国,然后折回,这样往返三次之多,直到你被警察强行拦下,停在路边。与其他后果严重的行为一样,如果我们也能出台强有力的措施,那么也极有可能杜绝酒后驾车行为。比如,随机设置路障,如此一来,醉酒司机就可以被“就地正法”,但是我们的社会很可能不具备采取这种措施的强烈愿望。

现在回到你参加朋友聚会的情景中,你似乎已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容易作出的决定:走回家,不开车,毕竟只有1英里的路程。于是,你找到朋友,感谢他邀请你参加聚会,并告诉他

你准备走回家。他认为你的决定十分明智,对你大加赞扬。

然而,他该赞扬你明智吗?众所周知,酒后驾车极其危险,可是酒后步行就安全吗?作出这个决定真的这么容易吗?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每年死于酒后步行引起的交通事故的人数超过

1 000。他们可能晕晕乎乎地偏离了人行道,踉踉跄跄地步入了机动车道;可能躺倒在乡村的公路上;也可能是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公路上横冲直撞。在美国,与每年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致死的总人数(大约13 000)相比,酒后步行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相对较少。然而,当你从步行或开车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时,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上述的总死亡人数问题。重要的是:以每英里路程为基础计算,酒后驾车和酒后步行,哪个更危险呢?

在家或公司,普通美国人每天大约步行半英里。16岁以上(包括16岁)的美国人,总数超过2.37亿;全部算下来,达到驾车年龄的美国人,每年步行的总路程为430 亿英里。如果我们假定,每步行140英里的路程中就包括1英里酒后步行的路程,即和每年酒后驾车行驶路程占驾车行驶总路程的比例相同,那么每年酒后步行的总路程为3.07亿英里

只要算一下,你就会发现,以每英里路程而论,醉酒的步行者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比醉酒司机的死亡率高8倍多。

不过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说明:除了摔伤自己,酒后步行不太可能弄伤或害死他人。但酒后驾车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在与酗酒有关的致命交通事故中,36%的受害者是乘客、行人,或是其他司机。即使我们将这些无辜受害的死亡人数计算在内,酒后步行导致的每英里死亡率,仍然是酒后驾车导致的死亡率的5倍。

因此,当聚会曲终人散时,作什么决定应该是十分明确的:驾车比步行安全。(当然,少喝点酒或叫辆出租车就更安全了。)下次聚会时,如果你很快就灌下4杯酒,那么要回家时,你的选择或许就会有所不同了;或者,你已喝得烂醉如泥,你的朋友会为你作好安排,因为“朋友不会让朋友醉酒后步行”。

 

电视把印度女性解救了出来?

 

今天,如果你能选择出生地的话,那么印度可能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印度吹嘘自己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玩家,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而论,这个国家仍然极度贫穷,平均寿命和教育普及率极低,环境污染严重,贪污腐败成风。超过2/3的印度人口生活在农村,能用上电的家庭几乎还不到一半,仅有1/4的家庭建有厕所。

如果生为女性,那就尤其不幸了,因为印度人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已有两个儿子的印度家庭中,只有10%的家庭,还想要个孩子;而在已有两个女儿的印度家庭中,大约有40%的家庭还想碰碰运气。对印度家庭而言,生下男婴,就像为自己开立了401k)账户一样。男孩长大成人后,可挣钱养家,并在父母年迈体弱时尽赡养义务;而若是女孩,这就意味着父母将不仅无人养老送终,还要在女儿出嫁时赔上嫁妆。长久以来,印度盛行的嫁妆习俗一直遭到社会的讨伐,但新娘父母在新娘出嫁时给新郎或其家庭现金、汽车或地产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按照习俗,新娘家庭还应出钱操办婚礼。

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Smile Train)是一个慈善组织,在全球各地免费为贫困孩童实施唇腭裂修复手术。前不久,微笑列车工作人员在印度钦奈逗留了一段时间。当他们问及一个本地男人有几个小孩时,他的回答是“1个”。后来他们得知,那个男人的确只有1个儿子,但除此之外,他还有5个女儿。显然,女儿是不值一提的。他们还发现,在钦奈,有的父母会付给助产士2.5美元报酬,让她闷死刚出生的先天性唇腭裂女婴。为了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微笑列车给助产士开出更诱人的激励条件:每把一个先天性唇腭裂女婴送到医院做唇腭裂修复手术,即可得到10美元的奖励。

女孩在印度的地位如此卑微,结果导致印度女性人数竟然比男性人数大约少了3 500万。男女人口缺口规模中的大多数女性,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可被认定已经死亡——要么由于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偏爱儿子,父母限制女儿的营养摄入或就诊看病),要么由于直接伤害(女婴出生后被助产士或父母扼杀),要么死于堕胎(此类情形日益增多)。即使在最小的印度村落里,电力供应时有时断,清洁用水更难找到,但是孕妇仍然会付钱请医生作超声波检查,如果扫描出是女婴,那么这个孕妇就会选择流产。近些年来,随着人工流产越来越普遍,印度(以及其他重男轻女的国家,例如中国)男女比例失衡情形也越来越严重。

最后终于有机会长大成人的印度女性,几乎在各方面都面临不平等的待遇。挣的钱比男性少,享受的医疗服务及所受教育比男性差,而且还可能每天遭到丈夫的虐待。在印度一项针对全国国民的医疗调查中,51%的印度男性声称,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妻子把饭烧糊或未经允许离开家门,殴打妻子是合情合理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54%的印度女性认同上述说法。每年被烧死或死于其他类型家庭暴力的印度年轻女性超过10万人,其中很多是“索奁焚妻”(bride burnings)①的牺牲品。

印度女性意外受孕及感染性病的危险也极高,包括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印度男性在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时的失败率超过15%。为什么会这么高?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声称,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规格生产的避孕套,相对于约60%的印度男性的阴茎而言,尺寸太大。这就是调研耗时2年得出的结论。调研过程中,科学家测量了1 000多位印度男士的阴茎尺寸,而且还都拍了照片。“那种避孕套,”一位调研人员说,“不适合印度男性。”

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要提高印度女性的生活质量,尤其要提升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印度政府曾设法禁止索要嫁妆,严禁流产,但是从很大程度上说,没人理睬这些法规。印度政府还出台了从资金方面扶持印度女性的计划,包括“我的女儿,我的骄傲”(Apni Beti, Apna Dhan)项目、大规模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救援机构所实施的大量慈善项目。在“我的女儿,我的骄傲”项目中,只要农村孕妇不因女婴而流产,便可获得现金奖励;因为小额信贷项目的实施,印度女性可申请小额商业贷款。

印度政府还庄重地承诺,将让印度男性更便宜地获得更小尺寸的避孕套。

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大多数这类项目,实施起来都复杂烦琐、成本高昂,因此有名无实。

与此同时,与上述方法不同的另一种措施却似乎的确发挥了作用。这种措施,就像超声波扫描仪一样,依赖技术手段,但与女人本身几乎毫无关系,更谈不上与女人生孩子有何联系。这种措施既不是由印度政府执行,也不是由国际慈善机构实施。事实上,设计这种措施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帮助任何人,至少不是以我们通常认为的方式帮助他人。这种措施不过是企业早就开发出的一种产品罢了,我们称之为电视。

印度国营的广播电视事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信号很差,节目少得可怜,因此印度国民简直没有理由要守在电视机旁。然而,近些年来,得益于电视和配送费用的急剧下降,印度一些地区已铺设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络。2001~2006年,大约有1.5亿印度人生平第一次看上了有线电视节目,不论接收到的是印度大城市还是国外的电视信号,突然之间,在他们的村落里,处处播放着电视综艺节目、连续剧、新闻以及警匪片,声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电视让很多印度村民首次真正见识了外部世界的魅力。

然而,并不是每个村落都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有些能看上的也只是能在某些时段接收到信号。这种有线电视的普及状况,正好产生了经济学家热衷于利用的那类数据:趣味横生的自然实验数据。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依据印度的每个村落是否(以及何时)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的数据,评估印度各地村民的生活变化情况,进而梳理出电视对印度女性产生的影响。

他们的分析数据,来自政府针对2 700个家庭(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家庭)展开的一项调研的结果。这项调研的对象是15岁以上(包括15岁)的女性,涉及的问题包括生活方式、个人偏好及家庭关系。调研结果表明:能收看有线电视节目的女性,仍坦然接受丈夫殴打妻子行为的人数比以前少多了,认同“重男轻女”思想的人数也比以前少了,而且她们更有可能自立。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似乎正在让女性获得更多的权利,而这却是政府出台的措施所未能实现的目标。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呢?通过收看电视节目,目睹世界各地女性的生活——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花自己挣的钱,既不会被男人视为财产,也没有被定义为生育机器——之后,难道印度农村妇女在生活中更独立了吗?又或者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让这些农村妇女感到羞愧难当,因而没有向调研人员如实相告,真实讲述她们所遭受的待遇有多么糟糕?

这是从人员调研中获取的数据,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个调研结果。人们的言行非常不一致。①而且,当一个无关紧要的谎言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时,正如印度政府展开的上述调研项目,我们就要考虑到上述结论可能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失实成分。如果受访对象不过是在迎合调研人员,给出他们中意的答案,那么,或许她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撒谎。

然而,如果你能评估受访女性的显示性偏好或实际行为,那么你的工作就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奥斯特(Oster)和詹森(Jensen)做到了。他们找到了能够证实印度女性的生活确实发生变化的强有力的数据。拥有有线电视的印度农村家庭,其婴儿出生率开始逐渐低于没有有线电视的家庭。(在印度这样一个国家,较低的婴儿出生率通常就意味着女性会有更大的独立空间,承受更少的生育风险。)拥有有线电视的家庭,送女儿上学的概率也更大,这表明女孩的地位逐渐提高,或者至少值得让人们将她们与男孩一视同仁。(值得注意的是,男孩的入学率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强有力的数据印证了印度政府公布的调研结果的可靠性。

看来有线电视的确让印度农村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其影响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她们甚至再也无法容忍家庭暴力了。

家庭暴力减少抑或只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忙于观看板球比赛,无暇顾及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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