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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繁荣的工业和创记录的贸易顺差,而留给大部分欧洲地区的只是一片废墟,急需重建的贷款资金。主权国家、市政府以及各种公司蜂拥来到华尔街,而当年他们也曾经这样巴结伦敦的商人亲王们。由于战后英镑疲软,英国财政部不得不发布非正式禁令,不准伦敦金融区向外提供贷款,从而大开方便之门,把英国的传统客户拱手让给别人。伦敦已然放弃了其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历史作用。

  战后的摩根财团处于全盛时期,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私人银行。它可以挑选最有信用的客户,能够单独处理许多巨额国家贷款。当发行外国债券对美国投资者还是一件陌生的新事物的时候,摩根财团的批准可以保证这些债券大受欢迎。摩根财团以美国资本市场的官方口吻同外国政府讲话。它的影响并不简单地来自金钱,还来自一些无形的东西——威望、政治关系、银行联盟等。

  随着犹太人银行的削弱,J.P.摩根公司—国民城市银行—第一国民银行的杨基核心执掌了开启金融王国大门的钥匙。对所有渴望得到信贷的财政部长来说,根本不可能藐视这个不可一世的机构。1919年10月,一个法国金融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巴龙•埃米尔•迪•马雷就摩根财团的权势向法国总统雷蒙德•普安卡雷报告说:“我的印象是,摩根财团已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集团,集团中包括了销售债券所必需的所有组成部分,没有他们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作法是接受既成事实,并努力给摩根财团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对他们充满信心。”1这一分析使人想起了阿斯奎斯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战争挽歌: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英国都要面对银行,认真对付。

  从这一新的金融力量中受到最大鼓舞的是威尔逊总统,他极为渴望利用华尔街的金钱实现其自由梦想。正是这个伍德罗•威尔逊,曾对货币托拉斯发表过讽刺言论,还冷冰冰地拒绝了杰克献上的出口部。1918年12月,他乘船到欧洲,受到了令他欣然自喜的欢迎。他到得恰是时候,人们以为他可以在欧洲各大国之间进行斡旋,同时帮助修复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的关系。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银行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皮尔庞特时期,金融界的首领们对政府极其憎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金融外交转向了一个介于金融业务和政治之间的灰色区域,银行家们常常充当其政府的使节。外交时代的到来在摩根财团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摩根财团将逐渐演变成一个影子政府,其活动密切配合官方政策。有时,它就像政府中的一个自由部,从事着自己的秘密活动。但大多数时间里,它还是忠诚地追随着华盛顿。如杰克后来所说:“我们对同政府的关系总是非常严格认真,一丝不苟。”2

  在这段时间里,汤姆•拉蒙特对外交事务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17年,他就随同豪斯专员赴欧洲考察欧洲局势。然后,财政部长卡特•格拉斯任命他为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金融顾问。战争期间拉蒙特参观了弗兰德,他非常震惊。他记忆中的战场如同一个“但丁式的炼狱”,火从冒烟的大炮中呼啸而出。3这次经历使他成为世界和平组织忠实的倡导者。他对威尔逊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的想法充满信心,并投入大笔资金,支持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各种组织。

  拉蒙特的政治信仰同摩根银行的业务需要是相吻合的。因为随着国外贷款的扩大,摩根银行需要有稳定的政府、全球的安全和自由贸易。20世纪10年代后期是摩根理想主义的鼎盛时期。在这几年里,德怀特•莫罗写了一份题为《自由国家的社会》的简要研究报告,考察了过去各国如何通过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的情况。他的女儿安妮后来回忆说:“在我上学期间,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谈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要点:国家享有‘自决权’以及‘世界和平新秩序’,等等。”4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威尔逊对漫不经心的拉蒙特在巴黎的表现大加赞赏。他对拉蒙特说:“我对你在我们所有的磋商中所采取的自由派,和以公众利益为重的立场越来越感到钦佩。”5摩根的新合伙人乔治•惠特尼说,威尔逊似乎对拉蒙特在金融事务方面的判断比对其他任何人的判断更加信任。6的确,摩根官员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无所不在,以致伯纳德•巴鲁克抱怨说,好像是摩根财团在主持这个会议。7值得强调的是,第一个把华尔街新的力量动员起来用于政治目的的人是一个进步民主党总统(尽管威尔逊的共和党后任更加大肆利用这种金融力量)。对货币托拉斯长达10年之久的攻击,似乎在一片欢天喜地的拥抱中烟消云散了。

  汤姆•拉蒙特在巴黎奠定了他职业生涯的基础。他帮助起草了和平协议中的财务条款。他广泛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包括后来成为洛西恩勋爵的菲利普•克尔,他当时是劳埃德•乔治的秘书,也是南希•阿斯特的密友,另外还包括南非的简•斯马茨。拉蒙特将成为那个时代的王牌金融外交家。杰克•摩根不善于用心计,而拉蒙特却在行动上反应敏捷,在意识形态上不拘一格。他总能暗示两党的政治家们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是一个戴着多个面具的人,并把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惟妙惟肖,有时甚至把他自己也愚弄了。他具有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双边获益的天赋。在向威尔逊的一次表白中,他机巧地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忠实于正在当政的民主党政府的……可怜的共和党人”。8有时候,他的忍耐力无异于缺少信心;有时候,他的坦率掺杂些机会主义。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他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但在国际组织和公民自由权等问题上,他却信奉自由观点,以使自己合乎民主党知识界的口味。民主党知识界对华尔街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感到惊讶不已。在拉蒙特职业生涯的后期,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成了他的密友。

  拉蒙特和摩根财团整整一代人卷入了凡尔赛和约和德国赔款问题,就像陷入了一个泥潭而无法自拔。在巴黎和会上,拉蒙特参加了一个分委员会,研究德国人向协约国战争赔款问题。鉴于战争很大一部分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法国北部都是炸弹坑,就像月球表面那样坑坑洼洼,法国人强烈要求得到巨额赔款。1819年和1871年,他们曾向德国人支付了战争赔款,现在他们要向德国人讨还血债。比起报仇心切的协约国来,拉蒙特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他建议德国人支付400亿美元——这只是法国人要求的1/5,英国人要求的1/3,但这一数额仍是相当大的,远远高于其他美国顾问提出的建议。

  赔款委员会最后确定赔款额为320亿美元,这一数额震惊了本•斯特朗,他预言德国马克将会疲软,结果将导致通货膨胀——这不幸言中了。但拉蒙特仍坚持相信,这一赔款负担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争议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使德国人觉得他们受到了惩罚,这只能助长他们的怨恨情绪,削弱他们赔款的决心。他认为这为希特勒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拉蒙特属于这样一派人,他们认为,德国人操纵了国际舆论,从而使战后金融交易对他们更为有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他坚信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过于公正,而对协约国却过于不公正”。9

  无论这一复杂的历史性争论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拉蒙特确有先见之明,预见到美国人对国际联盟不会热情支持。他察觉到国内的孤立主义正在日益增长,因而要求德怀特•莫罗从纽约向他报告人们对国际联盟的看法。当他把莫罗悲观的调查结果转给威尔逊时,威尔逊既表示蔑视,又对美国人的怀疑感到迷惑不解。拉蒙特不断地给威尔逊写备忘录,建议他在和约问题上采取灵活战术,多同共和党对手协商,甚至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游说,以便坚定那些犹豫不决的参议员的立场,争取两党的共同支持。对文体一向敏感的拉蒙特建议威尔逊在讲话中多些幽默,在解释联盟章程时使用“近乎儿童般的语言”。10威尔逊对莫罗的报告所做出的反应显得风格高尚,但缺乏远见。他告诉拉蒙特:“整个问题的关键是它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能够使国内的人们同我们一样了解这一情况,问题就会迎刃而解。”11拉蒙特实际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当威尔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时,他只是看着,心中充满恐惧。他俩在最后一次横跨大西洋之行中心情愁闷。1919年11月,凡尔赛和约在参议院搁浅,威尔逊受到重大打击。美国始终没有参加国际联盟。

  凡尔赛是汤姆•拉蒙特开创事业,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起点,从这里他获得了互相矛盾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这次和会留下了一丝理想主义的残余。在他的记忆中,威尔逊始终保持了圣人的形象。他对威尔逊的“乐天派性格”、“聪明才智”,以及“像苏格兰威士忌酒那样混杂美好的理想主义和执拗的结合”赞不绝口。12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政治是一门实现潜能的艺术。威尔逊过于纯真,因而受到伤害。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成为乌托邦的。关于威尔逊,他说:“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在许多方面是个伟人,在不该硬的地方硬,在该妥协的时候还是妥协的。”13拉蒙特自己在妥协让步方面的才能终将表现出来,因而他的政治悲剧与威尔逊将完全不同。

  回到美国后,拉蒙特仍然受到威尔逊精神的鼓舞,他骄傲地把总统及豪斯专员的画像悬挂在华尔街23号他的办公桌上方。就在不久前,他成了《纽约晚报》的出版商。他一改以前的不干预政策,坚持该报要采取支持国际联盟的立场。作为美国首要对外贷款人,摩根财团对威尔逊标榜的自由民主党的国际主义也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实业家们仍然拘泥于保护主义、偏安一隅的时候,银行家们则已开始向世界发展。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国家才能进行出口并赚取外汇,偿清债务。如同19世纪在伦敦金融区发生的情况一样,华尔街开始着眼于国外,其程度远远超过商业存款银行。摩根财团作为全球合作的倡导者,常常觉得同主张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格格不入。

  回国参加19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拉蒙特为共和党室内吞云吐雾、乌烟瘴气的情形,狂妄自大的孤立主义以及卑鄙的对外国人和外交事务的畏惧和痛恨所震惊。他发觉,美国突然退出了这个世界,并拒绝为战后欧洲的复兴承担责任。在这一年的选举中,拉蒙特单独投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支持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而不是沃伦•哈丁,因为考克斯赞同国际联盟。虽然杰克•摩根支持国际联盟,但出于对两个政党的厌恶,他拒绝参加选举,并对“胆小怕事的共和党”和“亲德的俄亥俄州编辑”大加痛骂。14尽管摩根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同三届共和党政府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但银行的全球责任观念同褊狭的共和党人一叶障目的短视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随着摩根财团的规模不断向多国方向扩展,它将感到难以适应这个厌烦同欧洲发生牵连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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