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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3)

  从1909到1913年,美国银团一直是摩根与中国的所有交易的纽带。它的驻中国代表是威拉德•迪克曼•斯特雷特,摩根银行历史上的一位最果敢、最爱冒险的人物。斯特雷特的一生就像一部惊险的间谍小说。从康乃尔大学毕业后,他在位于北京的帝国海关局任职,这期间学习了汉语。1904年,他赴日为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日俄战事。当年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他:“高个子,棕红色的头发,极为坦率,风度翩翩。”29在韩国汉城报道期间,他在一次吃饭时碰到了爱德华•哈里曼,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哈里曼当时已控制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太平洋邮轮公司,这在他看来是当时环球运输系统中首要的两条腿。他聘用斯特雷特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去赢得关键的中国铁路的连接权。1906年,特迪•罗斯福邀请斯特雷特去白宫,说他正签约招聘常青藤联合会的聪明年轻的大学生,把他们分配到美国国务院的外事处,为美国的海外公司招徕生意。为援助哈里曼的事业,罗斯福派年仅20出头的斯特雷特出任美国驻满洲最繁忙的铁路中心——沈阳的总领事。他是当时长城以北唯一的国务院代表。

  当时,满洲被绘声绘色地描述为亚洲的斗鸡场,日俄在此争夺利益,欧洲列强争夺势力。最能从这个浪漫的交通枢纽中品尝出滋味的莫过于威拉德•斯特雷特了。他是率直的帝国主义者和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难以想象的混合体,他认为美国的金融家们是对抗日俄蚕食满洲的缓冲器。他给美元外交披上了一层利他主义的外衣,并认为外国金融家之间的团结,可以防止任何一国单独剥削中国。这种论点最终被戳穿了——它无非是美国利己的欺人之谈。但斯特雷特年轻、热心,很容易相信自己济世救人的使命。

  作为满清朝廷官员的密友,他有着诗人的敏感。他用水彩勾勒出街上一排排的小贩,为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插图。他一边弹拨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吉普林调的抒情歌。他喜欢帝国征服的主题。他的信札娓娓描绘出了异国的形象,说中国是“世界政治的风暴中心”,在这里“差不多人人都是间谍,都在监视着自己以外的人”。301909年,他遇见了美国的最为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多萝西•惠特尼,两年后他们订了婚。她是威廉•惠特尼的孤女。威廉•惠特尼是前海军部长,做烟草、铁道运输和汽车生意,炒股发了财。他的女儿继承了700万美元。她新近当上了纽约女青年会的会长,在中国旅游时遇上了斯特雷特。她野性、浪漫,在这点上他俩正好相配。她回忆起他们在北京“黄昏时沿着城墙散步,眺望着远山在夕阳映衬下泛着的柔光”。31多萝西和威拉德•斯特雷特这对夫妇将以好莱坞文雅的闹剧方式冷冷淡淡地度过中国革命的动荡岁月。

  1909年,斯特雷特被任命为美国银行集团的代表。他充满着青春的理想主义,因此他在银行集团里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不安。1910年夏天,他在华尔街23号工作,他认为这个号码是个好兆头,因为这个门牌号的数字与多萝西的生日是一样的。然而当他看到摩根银行居然对国务院指手画脚,不禁愕然。戴维森可能对政府的控制感到愤慨,但斯特雷特则不然。皮尔庞特指示戴维森:“你不妨说清楚,我们同美国政府讨论时是想与〔国务卿〕而不是〔助理国务卿〕讨论。”32斯特雷特对此讥讽道:“不难看出这个国家的真正权力何在。”33皮尔庞特如此专横,或许是因为国务卿是菲兰德•诺克斯。作为罗斯福手下的司法部长,诺克斯曾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每当诺克斯想与美国银行集团交谈时,他总是尽职地亲临华尔街23号。

  1910年,这项对华事业的贷款已超出了铁路的范围,它贷给中国一笔5000万美元的巨款,用于中国的币制改革。威拉德激动地把这笔新贷款告诉多萝西:“这是历史……而且是伟大的历史——对一个帝国的策略。”34中国人拒绝接受关于需要一位西方顾问做中国财政新督察的条款。作为妥协,一名荷兰人被不声不响地安插到这个职位上。1911年,斯特雷特和英国、法国、德国的代表一起,与中国官员签订了这笔贷款。威拉德激动地写信告诉多萝西:“这笔贷款已安排妥当,这样我们实际上规定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条件。你掌握着操纵大权,为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真正健全的金融体系,想一想,这的确是一项事业。”35

  这笔贷款在全球引起了轰动,使斯特雷特一鸣惊人,成了英雄。这笔中国贷款以及他与摩根银行的特殊关系,使得多萝西的家人对于多萝西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也不那么计较了。特迪•罗斯福亲自出马为威德拉说情。多萝西属于槐树谷和韦斯特伯里两个长岛富族所组成的马球组,这两个富族出了不少摩根的合伙人。多萝西父母亡故之后,罗伯特•培根和他的妻子差不多成了她的代理父母,而她也认识皮尔庞特。她给威拉德的信中写道:“亲爱的J.皮尔庞特先生,他表面严厉,内心慈祥。”36事实上,斯特雷特在摩根银行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比他实际想待的时间要长,原因是这个职务有其社会价值。

  斯特雷特对这笔中国贷款所抱的天真希望,很快被地缘政治的现实打破了。他和银行家们把他们的命运与腐败的清朝联系在一起,而清政府对宫墙外的动荡局势却视而不见。面对中国官员的“自私、狭隘、偏见”,斯特雷特的幻想成为泡影。然而他想让清王朝维持下去,以挽救这笔贷款。他所纠缠的事情不是问题的本质,他担心银团的组成,而没有看到老百姓对所有外国银行的贷款都很反感。在1912年召开的有关中国金融的巴黎会议上,日、俄要求并获准加入这一中国银团。斯特雷特的恶梦也因此来了:该银团现在包含了中国的宿敌。他看到银行家们不可能在真空里运作,他们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势力的倾轧之中。他忧虑满腹,预言说:“这一天定会来临,到那时中国的金融将像埃及一样,由一个国际董事团来管理。又一个梦想破灭了。”37

  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驱逐了清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国。对外国银行家的憎恶也在一定程度上煽动了这场革命。多萝西•斯特雷特是个自由主义者、实践主义者,她同情革命者。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领导统一中国和终止外国干涉的运动。威拉德和多萝西目睹了满清贵族从飘扬着进步旗帜的北京城仓皇出逃。威拉德睡觉时身旁放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富于想象的多萝西却因面临的危险而十分激动活跃,她写到“要是夜里遇到狂徒袭击该有多么刺激”。38

  一天晚上,当斯特雷特夫妇正准备与英国邻居吃饭时,枪声在附近响起。威拉德回忆说:“砰砰的枪声持续不断,火光照亮了我们的屋脊。我告诉多萝西似乎有麻烦。她一点也不在乎,还在穿衣服准备赴宴,她坚决反对我让她穿上外出服以便必要时到公使馆去。”39在战斗间隙,他们来到了邻居家吃晚餐。不一会儿士兵们就开始砸门,抢附近的商店了。他们带上保姆和衣物到公使馆避难,但在一个死胡同被暴乱者困住了。最后他们被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搭救,多萝西和威拉德背着包裹挤进一辆黄包车,穿过抢劫的暴徒,总算到了公使馆。40

  摩根业务打入中国以后,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摩根讨厌之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担任国务卿之职。1913年3月10日,哈里•戴维森和威拉德•斯特雷特在华盛顿拜访了这位新国务卿(与诺克斯不同的是,布赖恩从未打算去华尔街23号)。布赖恩要他俩和盘托出如果中国倒账,该银团期望从华盛顿获得些什么。戴维森没有含糊其辞,他说可能要求政府利用陆军和海军来保护债权者的利益。41布赖恩和威尔逊都不同情这种外国干涉。一周后,威尔逊指责这笔贷款“有损于我国政府赖以存在的原则”。42显然,政府是在撤回援助之手。

  第二天,美国银行集团实际上解体了。作为华盛顿的创造物,银行集团若失去它的庇护,则无法生存。大多数金融家都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们已怀疑中国还贷的愿望。对中国贷款的结局在摩根银行并未引起悲伤。特迪•格伦费尔被此事搞得精疲力竭,他给杰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大家死时都应把‘中国’二字铭刻于心,并在其后附上贬损之词。”43然而这次经历却弥合了华尔街各大银行间的分歧,使他们习惯了在国外的联合行动。摩根、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三家银行达成共识,要共同参与对拉丁美洲的所有贷款。这三大银行的协定将大大扩充摩根的权力(库恩-洛布常常是这一银团的第四位成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就是这些银行很快就因为货币托拉斯之嫌而受到普若委员会的审查。公众不知道这个货币托拉斯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华盛顿为寻求海外业务所致。

  这个金融家-政府合作的新时代使激烈反对政府的杰克•摩根的态度也变得缓和了。1912年,与华盛顿就一笔洪都拉斯贷款发生争执后,他电告格伦费尔:“你要明白,我们并不想大声斥责我们自己的政府,因为在其他对外事务上,我们还有必要与其保持联系。”44杰克同其父亲一样在意识形态上敌视政府,他明白在大庭广众之下有必要抑制愤怒。唐突的个人主义的时代已归于终结。

  威拉德•斯特雷特回到华尔街23号工作,但从未适应那里俗丽的办公摆设。在1912年的选举中,他和多萝西支持来自牡蛎湾的朋友特迪•罗斯福。这一行动在摩根的合伙人看来肯定带有颠覆倾向。他们还秘密阅读了路易斯•布兰代斯反对摩根处理纽黑文铁路公司的抨击词。1914年,他们资助创办了一个新的政治周刊——《新共和国》,该杂志开创时表现出坚决支持罗斯福的倾向。哈里•戴维森和其他合伙人拒绝加入,只有托马斯•拉蒙特与他们合伙。不知疲倦、敢于冒险的威拉德觉得难以服从某一银行家的纪律,而且因为不能成为摩根的合伙人而感到气愤。他总是制定出新计划,比如在纽约的汉诺威广场建造印第安大厦。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外贸的俱乐部,并在大厦里饰以船模和古董。到后来,就连庞大的摩根公司也显得渺小不堪,无法使威拉德•斯特雷特舒展其凌云壮志。此后,他在该银行只待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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