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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过滤者的报复(2)

  我说的是死者,真正意义的死者。我们还应记住,在这些诗人中,有的就在十七世纪被烧死在格列夫广场,因为他们是自由思想者、反叛者,往往还是同性恋者,并永远桀骜不逊。雅克·肖松是一个例子,之后还有克洛德·伯蒂。伯蒂写过一首十四行诗,纪念他的这位1661年因鸡奸罪和自由放纵罪而被烧死的朋友。刽子手给死刑犯人换上一件用硫磺浸透的衬衣,这样火焰就能迅速燃开,窒息犯人。克洛德·伯蒂的十四行诗是这么开篇的:“朋友们,他们烧死了可怜的肖松。”他描绘了可怕的酷刑,在最后影射燃烧的硫磺衬衣,这么写道:“他终于死了,正如他曾经活着,/ 这淘气鬼,一边还把屁股现给所有人看。”

  克洛德·伯蒂两年后也被烧死。很少人知道这些事。那是高乃依和莫里哀享受巨大成功的年代,是修建凡尔赛宫的年代,是我们的“伟大的世纪”。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过滤:烧死一些人。所幸的是--感谢珍本收藏者--十九世纪末的珍本收藏家弗雷德里克·拉谢弗尔对这些诗人情有独钟,重版他们的作品。发行量很小。多亏了他,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些诗人的诗。

  艾柯.你讲到被人遗忘的法国巴洛克诗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教学大纲里几乎看不见意大利巴洛克诗人,因为那被视为颓废时期。在我的那个年代,我们在大学而不是中学听革新派教授们的课,重新发现巴洛克艺术,我的小说《昨日之岛》就取材于那个时期,深受其影响。我们也着手重新审视中世纪,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我曾研究过中世纪美学。当时有两三位学者投身于这一崇高的研究,但知识分子阶层始终对中世纪持有反感态度,你得坚持不懈才行。不过,你们没有发现巴洛克时期而我们发现了巴洛克时期,也许还源于如下的事实:法国在建筑方面没有经历真正的巴洛克时期。十七世纪的法国已经是古典时代。同一时期在意大利,贝尼尼、波罗米尼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与诗歌正相呼应。法国没有这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圣·叙尔比斯教堂不算巴洛克艺术。我不想变得恶毒,像于斯曼那样说它是法国各大火车站的典范。

  卡里埃尔.尽管如此,他的小说《彼处》中有部分情节就在这个教堂里展开。

  艾柯.我很喜欢圣·叙尔比斯一带,包括教堂本身。只不过,它不会让我想到意大利巴洛克的伟大时期,甚或巴伐利亚艺术,尽管建筑师塞万多尼是个意大利人。

  卡里埃尔.亨利四世在巴黎兴建孚日广场,那时的风格已经非常严整。

  艾柯.卢瓦尔河城堡群,以香波尔城堡为例,尽管兴建于文艺复兴时代,但它们是否就是法国巴洛克建筑的唯一代表?

  卡里埃尔.在德国,巴洛克艺术等同于古典艺术。

  艾柯.正因为这样,安德列·格里弗斯才被视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并大致对应你提到的那些被遗忘的法国诗人。现在,我明白了另一种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巴洛克艺术在不同国家的成就有大有小。巴洛克艺术涌现在意大利的政治衰落时期,而法国在当时处于中央王权的鼎盛时期。一个过于强大的君王不可能允许他的建筑师沉湎于个人的幻想之中。巴洛克艺术是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

  卡里埃尔.几近反叛。法国在当时的处境,正如布瓦洛的可怕宣判所言:“终于马雷伯来了,在法兰西第一次/让人们感受到诗的韵律。”是的,布瓦洛是个杰出的反诗人。我们再说一位诗人,他长期默默无闻,最近才重新得到世人关注,恰好与我们这位法兰西“塔利班”生活在同一时代,巴尔塔沙·葛拉西安,代表作是《智慧书》。

  艾柯.同一时代还生活着另一位重要人物。正当葛拉西安在西班牙写《智慧书》时,托尔夸托·阿克谢托在意大利写《公正的隐匿》。葛拉西安和阿克谢托有许多相通之处。葛拉西安建议宫廷采纳一种行为准则,正相悖于人们想出风头的本能;阿克谢托则提出采取一种操行,以隐藏人们想自我保护的本能。当然,这是很微妙的差别,这两位作家同时阐述了隐匿的问题,一个为了更好地表现,另一个则为了更好地隐藏。

  卡里埃尔.在这一方面,意大利作家中最用不着平反的无疑是马基雅维里。你认为在科学领域里是否也存在同样的不公正,也存在一些被人遗忘的伟大形象?

  艾柯.科学是凶手,但这要从另一层面来讲。在新的发现宣告前一种理论无效时,科学就加以扼杀。比如,学者们以前相信波在能媒中传播,但当能媒被证明为不存在时,再也没有人敢这么讲了。这个被遗弃的假设从此成为科学史的题材。美国分析哲学力求接近科学,却始终没能实现,它不幸地接受了上面说到的理论。几十年前,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门上还写着:“哲学史研究者禁止入内。”相比之下,人文科学不可能忘却历史。有一次,有个分析哲学家问我,为什么要了解古代廊下派哲人如何阐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么他们说的是些蠢话,与我们无关;要么他们的理论确实有效,那么迟早总会有人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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