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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鸡用一世纪学不会过街(2)

  我想,他可能趁我不在的时候玩过电脑。这部分解释了我心里的困惑。然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俩同时玩电脑,他却学得比我快?他已经具有电脑的天分。像你和我,我们已经被归纳为几个特定的动作,比如扭动钥匙启动汽车,扭动开关等。但如今只需轻击,或干脆只是按。我儿子比我们先进多了。

  卡里埃尔.扭动或轻击。这个观点充满教诲意味。我想到读书习惯,我们的眼睛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若是阿拉伯文、波斯文或希伯来文,方向则相反,从右看到左。我在想,这两个动作是否影响了电影中的镜头推移。在西方电影里,大部分镜头的推移都是从左到右,而我常在伊朗电影(当然还有别的例子)里看到相反的情况。莫非阅读习惯掌控着视觉习惯,也就是眼睛的瞬息移动?

  艾柯.那么还应确定西方农夫耕田先从左到右,再从右回到左,而埃及或伊朗农夫则先从右到左,再从左回到右。因为,耕田的轨迹正与牛耕式书写法吻合。只不过,前一种情况从左边先写起,后一种情况从右边先写起。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至今却未引起足够重视。纳粹们很可以利用这点立即辨认出一个犹太农夫。言归正传。我们刚才讲到变化及其速度的加快。但我们也讲到,有些新技术从不改变,也就是书。我们还可以加上自行车,甚至眼镜。再不然还有字母书写法。这些东西一开始就臻于完美,没有改进的可能。

  卡里埃尔.如果你同意,我还想再讲一讲电影及其令人惊诧的原样性。你说网络把我们带回字母时代?我想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始终是一个矩形投射在一个平面上。它是一种有魔力的完善的幻灯。语言得到进化,但形式保持原样。电影院的装备越来越齐全,以便更生动地展示电影,获得“整体视觉”效果。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场闹哄哄的集会。

  从形式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得更远?电影究竟是新是老?我没有答案。我知道,文学是衰老的。大家都这么说。但也许,文学从根本上还不至于这般衰老……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在这里玩诺斯特拉达姆士预言,免得很快穿帮。

  艾柯.说到穿帮的预言,我在生活中还真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六十年代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我们找了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着作,他对年轻一代做了很有趣的分析,并声称那一代年轻人将统一表现为白领、短发、毫不关心政治,等等。我们决定翻译他的着作,但译文很糟,我审稿花了六个多月。在这六个月里,我们经历了1967年伯克利骚乱和1968年五月风暴,这位社会学家的分析显得离奇脱节。最后,我把稿子丢进了垃圾桶。

  卡里埃尔.我们自嘲地讲到持久的载体,讲到我们的社会不懂得持久地保存我们的记忆。不过,我想我们还需要持久的语言。世界经济论坛上的那位未来展望学家完全漠视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声称原油价格将飙升至五百美金,他凭什么有理?他的双重视界从何而来?莫非他专门修了个预言的文凭?原油价格上升至一百五十美金,又毫无理由地跌到五十美金以上。它也许还会再涨,或者还会再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未来不是一个专业。

  无论真假,预言的本质在于谬误。我忘了谁这么说过:“未来之所以是未来,就因为它永远始料未及。”未来的优点在于永远让人吃惊。我一直感到惊讶,从二十世纪初直到五十年代末的伟大的科幻文学里,没有一个作者想到塑料这种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材质。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去展开想象,影射未来。未来并不起源于已知。为此可以举上千个例子。六十年代我去墨西哥参与布努埃尔电影的编剧,和平常一样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带了个便携式小打字机,一卷黑红双色的纸带。倘若纸带不幸损坏,我绝对不可能在附近的小镇西塔瓜罗找到备用纸带。当时若有电脑该多么方便呀!但我们连想都没想过。

  托纳克.我们向书致上的敬意仅仅为了说明,当代科技不足以剥夺书的声誉。我们也许还应该从某些方面说明,这些科技号称能够带来的进步只是相对的。让-克洛德,我尤其想到你刚才讲到的雷斯提夫的例子,他在清晨印刷自己夜里见证的事件。

  卡里埃尔.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巴西大收藏家胡斯·曼德林向我展示过一个葡萄牙文的《悲惨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约热内卢印刷出版,也就是说和法国初版同年。仅比巴黎版本晚两个月!雨果还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出版商黑泽尔就把书分章寄给国外出版商。换言之,这部作品在当时已经接近今天畅销书的多国、多种语言同步发行。有时候,相对化我们所谓的技术壮举还是有用的。在雨果的例子里,古代的效率高于今天。

  艾柯.同样的,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1827年出版《约婚夫妇》大获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世界各地的三十多种盗版,他本人从中没有赚到一分钱。他想和都灵木刻画家科南合作出个插画版,由米兰出版商拉达利出版,并实行分册监督。有个那布勒斯的出版商每星期盗版一次,他的钱就这么给赔光了。这再次说明,我们的技术壮举只能是相对的。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早在十六世纪,罗伯特·傅勒德一年要出版三到四本书。他住英国。书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收到清样,修改,审核木刻插画,重新寄回……只是,他怎么做到的呢?这可都是些带插画的六百页的大部头!我们不得不相信,当时的邮政运作比今天畅通很多!伽利略与开普勒、与他同时代的所有学者通信。他总是能立即获知最新的发明。

  不过,我们的对比似乎在偏袒古代,也许应该折中一点。六十年代我当编辑时请人翻译索拉·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作者在书中利用数据证明,十七世纪出版的科学着作正好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可能掌握的数量,而在我们今天,同一个科学工作者甚至不可能了解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所发表的所有论文的摘要。尽管拥有更有效的通讯方式,他也许也不再拥有和罗伯特·傅勒德一样多的时间,以着手进行那么多的出版计划……

  卡里埃尔.我们利用U盘或其他方式存资料带回家。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十八世纪末的贵族们外出时,把旅行读物装进小箱子里带在身边,三四十册,全是小开本。他们与这些正直的人必须具备的知识形影不离。这些图书当然不能以千兆来计算,但原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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