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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载体最暂时(4)

  艾柯.我们已经看到,现代载体很快就过时。为什么要冒险和这些有可能变成空白、无法辨认的东西纠缠不休呢?我们刚才科学地证明了,书优越于文化工业近年来投入市场的任何产品。因此,倘若我必须挽救某些方便携带又能有效抵御时间损害的东西,那么我选择书。

  卡里埃尔.我们比较了或多或少满足忙碌生活的现代科技与从前书籍的制造和传播模式。我想举个例子,以证明书籍也有可能极其贴近历史运动,与时俱进。为了写《巴黎的夜》,雷斯提夫行走在首都,记下他的见闻。但他真的是巴黎的见证人吗?评论家们对此颇有异议。雷斯提夫是个沉溺于幻想的人,总是自愿地去想象世界,再把这个世界当成真实加以描绘。比如,每回他报道和一个妓女发生性关系,他都会发现,对方是自己的某个女儿。

  《巴黎的夜》最后两卷写于大革命时期。雷斯提夫夜里写下他的故事,清晨在一个地下室里排版和印刷。由于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无法找到纸张,他就在街上散步的时候捡各种海报、传单,用滚水煮开,制成劣质的纸浆。最后两卷的纸质与前面几卷完全不能比。他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采用缩写,因为他时间不够。比如,他用Rev.表示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这真是令人震惊。书籍本身讲述了一个人的匆忙,他竭力记录下每个事件,保持和历史平行的速度。倘若书里描绘的事件不真实,那雷斯提夫就是一个天才的骗子。比如,他看到一个人,绰号“摸人”(toucheur)。此人很不起眼地走在围观断头台的人群中。每次一有人头落地,他就伸手去摸女人的屁股。.

  最早描写男同性恋的就是雷斯提夫,大革命时期还把这些人叫作“娘娘腔”。我想起了米洛斯·福尔曼的一个发人深思的经典片段。有个死囚被拖车带到断头台。他的狗跟着他。在上刑前,他转向围观的人群,问是否有人愿意照顾他的狗。那小家伙非常眷念主人。他把它抱在怀里,想把它送出去。人群朝他辱骂不休。看守不耐烦了,从死囚的手里拽走那条狗。死囚立刻被处决。狗呻吟着在人头筐里添主人的血。看守被激怒,用刺刀刺死了狗。这时,众人群起抗议那几个看守:“刽子手!你们不羞愧吗?这条倒霉的狗对你们做了什么吗?”

  我有点离题了。在我看来,雷斯提夫的挑战独一无二。他创作了一部报道文学,一部“直播”的书。让我们回到如下问题:当不幸来临时,我们要挽救哪些书?当家里起火时,你首先会抢救哪些着作?

  艾柯.在讲了这么多书之后,我要说,我会先救出那个250G容量的移动硬盘,里面存有我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文档。在此之后,如果还有可能,我会抢救一些古籍,不一定是最昂贵的,但却是我最喜欢的。只是问题在于:如何选择?我喜欢这里面的许多书。我希望不会有时间考虑太多。我也许会拿布雷登巴赫1490年版的《圣地游记》,里面有好些出自彼得·德拉克之手的折页木刻画,极为壮观。

  卡里埃尔.我会拿雅里的手稿、布列东的手稿和路易斯·卡罗的一本书,内中附有他本人的信。奥克塔维·帕斯有过惨痛的遭遇。他的书房被烧了。一大惨剧!你可以想象奥克塔维·帕斯的书房里都有些什么!超现实主义者们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亲笔题字的着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这是莫大的痛苦。

  若就电影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可不知如何回答。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前面已说过,许多电影都没了。甚至我自己参与的一些电影也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一旦胶片丢失,电影就不复存在。有时候,胶片也许还在某个地方,但要把它找出来太费力,重新拷贝一份也极其昂贵。

  在我看来,图像世界,尤其电影世界,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纪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明了各种新的语言。我们的对话若是在一百二十年以前进行,那么我们将只能谈戏剧和书籍。收音机、电影、录音、电视、合成图片、漫画等在当时并不存在。然而,每次新的科技产生,必会力证自己超越以往一切发明与生俱来的规则和限制。新科技期待自己骄傲而独一无二。新科技仿佛自动给新用户带来了某种随时可以上手的自然能力,仿佛随身带有某种新的天分,仿佛随时准备着肃清以往科技,并把那些胆敢拒绝它的人变成过时的文盲。

  我一生都见证着这样的勒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任何新科技都需要接纳某种新语言的漫长过程,我们的脑子越是被前一种科技语言格式化,这个过程也就越是漫长。自1903-1905年以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必须认知的电影语言,许多小说家以为可以从小说创作直接转入电影编剧。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这两种文体--小说和剧本--事实上运用着两种迥异的写作方式。

  科技绝对不是一种便利。它是一种约束。还有什么比为电台编排一场戏更复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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