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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知青返城 住房告急(一)

  1979,知青返城 住房告急

  这个民族刚刚从夜里醒来

  喝了一杯开水

  吃了两个小饼

  然后就在这条街上

  放出了大片的铃声

  沿着这条街

  是走向工作和走向未来的呵

  ——吕品贵《中国的一条街》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1979年远没有1978年那般炫丽。

  直到今天,还有人把1979年——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看成是一个不太平的年度。不妨让我们作个回顾:1月,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4月,巴斯斯坦前总理布托被处死;5月,美国发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难;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因腐败被逮捕;10月,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射杀;11月,玻利维亚发生政变;12月,苏联武装侵略阿富汗。

  果然是小小寰球,惊雷声声,风云变幻。电视画面上那种血腥的场面和各国民众的惊愕与悲恸几乎天天刺激着人们的眼睛,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其实,这一年,中国的不平静来的更早。

  谁也不曾想到,响在云南边境老山前线炮火之前的竟是云南建设兵团数万知青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要回城!”的呐喊声。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猝死,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知青返城大风暴,并迅速向全国蔓延。“不回城,毋宁死!”一千万知青的血泪呼唤,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灵。

  1979年,已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第十一个年头。此时,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高达1600万人,其中尚在农村和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不断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的强烈不满。果然,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在1979年年初便愈演愈烈。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四十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连“知青”的回城权利都给剥夺了!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这就是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小白花。

  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于是,这一由女知青的猝死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他们随后采取了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极端方式,震惊中央。

  1月2日,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云南知青代表乘火车来到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

  10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他们,这位戎马一生的老革命家说:“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以上。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一年后,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三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全国知青返城潮的结果可想而知,逾1000万知青如洪峰一般从乡村涌向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

  作家梁晓声把这场知青返城称为“飓风”,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有这样惊心动魄的描写: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

  吃饭、住房、就业,一个个城市纷纷告急!

  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更加尖锐。

  一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和生活,就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四大问题。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住房”占其一。住房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人类古今中外普遍的理想。作为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愿望:“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发出号召: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

  然而,二十年后的1972年,美国老牌专栏作家赖斯顿随尼克松来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后,著文标题是:《在老手看来,一切毫无变化》。一个客观事实有目共睹:1934年建造的“远东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以24层83.8米高度雄居了大上海制高点长达近半个世纪,才在1982年被改革开放之初兴建的上海宾馆逾越。

  新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改革开放前住宅建设投资三十年总和,不到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六十分之一。

  人口增长更把一切努力消解于零。上海1950年至1965年住宅面积增加约三分之一,市区人口也增加约三分之一,于是“人均3.9平方米”十五年止步不前。

  “文革”开始后,我国住房建设就基本上被叫停了。整个“文革”十年,上海市解困办原主任李四明曾披露:有五年时间全市统建住宅没建造过哪怕一个平方米。

  位居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的上海,居然都五年不造房子。全国其他城市可想而知。

  原本已在人口财政重压下微乎其微一直不断的努力,到了这个十年,近乎一切停止。

  国民经济日渐衰落,住房建设停滞不前,无房户、特困户有增无减。全国各地知青蜂拥回城更加剧了住房困难,当时苏州就需解决住房5000多户。这些暂没找到“单位”,被称为“蚂蚁搬家”的知青,不得不挤进父母本已人满为患的居室,身陷居住窘境。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9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期。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这种住房紧张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以“单位”形式增加福利分房供给后才得以缓解。

  房子,对于每一个为生活而辛苦着的人来说,就像是蜗牛身上背着的壳,即使再小,那也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住房改革在不断摸索中前行,伴随的也有人们生活方式和情感的变化。而今天我们回望三十年前,小小的“蜗牛壳”所背负的故事,实在太多。

  在狭小而雷同的房子里栖居的人们,他们孜孜以求的仅仅是满足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求。

  今年59岁的郭先生,是1979年从东北返城的北京知青。那时候单位还是实行论资排辈分房子,而郭先生工作的事业单位当时房子非常紧张,所以刚返城的郭先生等于回来就没地儿住了。但在当时万分积极的争取之下(用郭先生女儿的话来说就是:“生抢的”),郭先生和妻子终于搬进了现在北京站附近一个胡同的平房里。那是间6平方米的小平房,郭先生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小小的房间里刚好能摆下一张床和一个柜子,上厕所都要到公共厕所里去,生活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这间小房对于郭先生来说也许是意义非凡的,生活就从这间小房开始了。

  那时,城市里流传着一句话:“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这是对当时住房紧张程度的形象比喻和真实写照。貌似调侃的话里不知包含着多少苦涩和无柰。

  “家里住房太小,我和爱人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亲热。”已是上海某大学教授的老穆如今谈起返城后的窘境时仍然难掩辛酸之情,让现在的年轻人听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难以置信。

  “我家里的住房比电影中那个贫嘴张大民住的还糟糕,一家五口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楼房里,我妈和我爸睡一张双人床,奶奶和妹妹睡一张双人床,我独占一张单人床,三张床摆在一起,中间就用布帘隔起来。

  “我返城半年后结的婚,当时也只能是把我的单人床变成双人床,唉,那份窘状可想而知,除了新婚头三天全家借住亲戚家让我们享受了一下新婚快乐,从此就是六口人聚集一堂了。爱人难以忍受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我亲热,所以一到晚上她从不让我碰她。

  “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夫妻并不在少数。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克服这种困难的,但我的确在好长一段时间都被这个难题困扰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天晚上,我买了四张电影票,把家人都支出去了。很快,我们就进入了如梦如幻的二人世界……我们终于平静下来,爱人激动地说,如果我们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那该多好呀!我也憧憬地说,是啊,如果我们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那该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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