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频道 > 图书连载 > 经济类> 房地产> 我们房地产这些年 > 1978 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一)
  • 双击滚屏
  • (1最快,10最慢)

1978 中国起步 春天序曲(一)

  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

  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

  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

  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

  为了天空的纯洁

  和道路的正直

  我要求真理!

  ——舒婷《一代人的呼声》

  1978年,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划定的一个历史节点。

  那个春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然。无论是否曾经生活在1978年,只要你将视线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发现当历史进入了1978年后,人们总能够在报纸的新闻里,在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春风拂面。

  2006年5月25日,英国《卫报》发表了马丁•雅克的一篇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标题是:《如果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则始于1978年》。文章写道:“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是1978年呢?1978年是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份,这开启了一个长达1/4个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年代,中国经济也得以转型。诚然,与1989年相比,1978年更加普通,但它的意义却更加深远。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在共和国历史上,1978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年份,我们保存着太多关于这一年的共同记忆,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时代,让中国再次焕发出青春与活力。从此,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长达1/4世纪之久的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神话”,世界也为这个东方国度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而赞叹。这一年,对其后的影响是深远且长时间难以磨灭的。

  在1978年前的近30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宽街窄巷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这个词包含了如下意义:渺小、灰头土脸、营营碌碌,此蚂蚁看上去跟彼蚂蚁没什么两样。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的颜色、式样近乎相同的衣服,他们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

  时光刚刚进入1978年门槛,日本的著名社会评论家山川晓夫就飞到了中国,随后他在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经济的系列报道。他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的结论。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十三年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据山川晓夫估计,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

  “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但仍然落后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的“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中国确实太穷。1978年中国的经济仅占世界总量1.8%,位于世界第10位;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全世界排名第131位;在广阔的农村,超过四成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无数的城镇,家庭主妇为买一斤猪下水,就要排起半天的长队。

  而此时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基本实现经济起飞。

  中共元老陈云看清了当时的情况,他一针见血地说:“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落后、封闭,外国人习惯理性地拿数字说事,而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则往往表现得更加感性。

  1978年的春天,一位叫王石的27岁的“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对于深圳,王石是个“外人”,对于王石,深圳是个“边关”。二十多年后,已成为当今中国地产领袖的他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的:

  “1966年红卫兵串联,我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就知道有深圳,那是我们国家的出口转接站。串联的时候深圳是不让去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广铁在深圳有个工程项目,领导派我去,是到笋岗北站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

  “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的混合臭味。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要先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起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都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那个时代,深圳还属于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记得很清楚,当时到罗湖桥上去看对面的英国旗帜。三十年前,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还是一个人们所知甚少的‘外面的世界’。

  “施工空暇我去了趟沙头角‘中英街’,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路中间一块界碑,不能越过界碑,界碑处有警察巡逻。中方一侧仅有的几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一些日用杂货。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睡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度表、决算书,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地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痛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冷清和封闭的“禁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暗流涌动。偷渡,在当年的深圳频繁发生。我们的工程是民工队来做的,往往早上起来几个民工又不见了,昨晚上跑到香港去了。有一次在深圳河里见到一具尸体,想必是一个偷渡失败的年轻人。

  “我是一个听不懂广东话的北方人,没有一个香港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当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工作在消毒站,星期六到附近的村长家坐一坐,看看香港电视,粤语基本听不懂,电视也是黑白的。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这个中国房地产界超级男生的记忆黯然而苦涩,今天的年轻人已倍感陌生而好奇。

  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极为特殊的40多万名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在他们中间,28岁的孟晓苏从工厂走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文系的教室,1959年出生的高中生冯仑进入坐落于十朝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几乎是在冯仑求学的同一时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同一院系学习)。这两个年轻人,不曾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

  3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这一盛会注定将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走向科学春天的中国,开始向科技强国挺进。

  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大讨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领导人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显然,中国的变化也引来了外界关注的目光。

  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另一位叫冈田的《日本经济新闻》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在1978年夏天前来上海采访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衣料和电器都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而且居然有了自动售货机。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已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这年的秋天,一位叫保罗•马金迪的英国人也来到中国,这位日后红透欧洲的路透社记者写的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些报道更富于人文色彩。

  保罗•马金迪是从回归前的香港来到中国大陆的,他对香港列车能在早上九点提供杜松子酒或者冰镇威士忌显然感到满意。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保罗•马金迪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了,他注意到在这个招待外国人的车厢上,茶杯的装饰还是很精美的。

  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后,保罗•马金迪对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对比感到好奇。进入大陆的时候,香港的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延数里的起伏丘陵和种满谷物的庄稼地。在跨越罗浮桥的一刻,保罗•马金迪感觉到了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对于香港的拥挤来说,保罗•马金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祥和平静和妩媚动人的。但他想不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即将成为中国最有生气和繁忙的经济特区。

  列车过了罗浮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印象直接录到了一盘录音带上。

  列车的终点站是广州站,在那里,保罗•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20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保罗•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点击键盘左右键(← →)快捷翻页
评论